2006年第1期
中岛敏夫先生的中国文史研究
作者：李 庆
他的这些介绍，和他收集的有关“三皇五帝”的资料一起，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这一问题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他不仅收集资料，介绍成果，而更进一步地提出，对于作为史学的顾颉刚等的论说，当以如下的方法进行验证：
“首先，他们的论说，是用了怎样的资料，没有用哪些资料？资料具有怎样的可信赖性？”“其次，那些作为资料被使用的文献中的诸篇，在时代上，是什么时期的，是些怎样的资料？”“再次，是对资料中词语的解释。有怎样程度的妥当性？”“建立在那样解释上的逻辑、理论是怎样展开的？”进而，有必要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所采取的方法进行整体性的检讨《中国21》第17期，2003年11月。
他认为，只有在这样验证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而他也在自己的论文中，对上古史的各种文献如《尚书》、《左传》、《史记》乃至近年的出土文物，从这样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我认为，他的上述主张和方法，不仅对于“疑古派”的论说，对于思考验证其他的史学或文学史论说，对于我们的文史研究，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见解。
古典文献的整理，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工作，还反映出整理者学力和见识。中岛先生如果没有对整个唐代文献的整体把握，没有对日本所存文献的深入了解，没有长期如他自己所说如坐牢般参见《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的坚韧努力，要完成上述那样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3、对所谓“伪古文尚书”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中岛先生的文史研究成果中，令笔者非常感兴趣的是先生在惠赐的论文稿《论〈尚书禹贡〉“积石山”〈孔传〉“金城”有没有“伪之铁证”》中对所谓“《古文尚书》之争”提出的新见解。这是一篇三、四万言的大作。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客气地要我“批正”，我没有这样的水平，但仍想把中岛先生的主要见解略作介绍。
在中国古代史、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中，东晋时代梅赜献上的、据说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的真伪，一直是有争论的大问题。唐代孔颖达为孔安国的《传》作《正义》，收入唐代的《五经正义》。到了宋代，吴棫疑此《古文尚书》为伪，朱熹有论说，元代吴澄等继之。明代梅族？撰《尚书考异》，提出了在这《古文尚书》的《禹贡》篇中，孔安国注“湹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所用地名都在孔安国后才有。到了清初，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又近一步对此详细加以论证。以后，视此为《古文尚书》伪作的铁证。二三百年来，此说几为学界定论。
中岛先生对此定论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关于《孔传》，阎若璩所说，因为孔安国提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所以《孔传》是伪作的看法，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1这里所说的“金城”，到底如何理解？是县、是郡？还是一般的地名？最早见于什么文献？如果这是县或郡，它究竟是在何时设置的？到底在什么位置？
2“积石山”到底在何处？具体如何理解？
3孔安国死于什么时候？他有无可能知道汉代设置“金城”这一地名？
中岛先生根据《史记大宛传》、《史记始皇本纪》、《汉书地理志》、《汉书昭帝纪》等的记载，参考《管子》、《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资治通鉴》包括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等史料，加以分析对照，认为，阎若璩所主张的“金城”这一地名，在昭帝六年设置“郡”时为最早这一看法，难以成立。“金城最初的命名，并非在郡的建置之时的可能性很大。”“金城作为县名，或城名，在设置郡之前就有的可能性很大。”稿本2页“金城郡在秦的陇西郡之地，其地在汉昭帝始元六年置郡。”“金城郡的郡治所在地在允吾县，不在金城县，显示了县的建置可能先于郡。”“金城县在现甘肃省兰州市市政府所在地西北约20公里处。”稿本20页
关于“积石山”，中岛根据现代的研究和古典文献的记载，认为，历史上存在着大、小积石山，必须加以区别稿本21页。大积石山，是黄河源头的大山脉，即“阿尼玛卿山”。位置在青海省东南部基本是东西、稍微倾向西北—东南向。稿本21页小“积石山”在甘肃临夏县西北，一名唐述山稿本22页。但是，在汉代，人们对于这样的大、小积石山，尚未能明确地区分，所以记载上有暧昧性稿本26~27页。清代的阎若璩也未能具体区别大小“积石山”，所以，他认为孔安国《尚书注》中所记载的“积石山”方位不对的看法，是错误的。
关于孔安国的卒年，阎若璩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孔安国的卒年，“当于元鼎末、元封初公元前110前后，方年不满四十”。所以，不可能知道在约三十年后的宣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设置的“金城郡”。
中岛根据《汉书刘歆传》等文献，参照近年有关的研究成果如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等，加以推算，认为：“孔安国至少在天汉年间乃至征和二年公元前100~公元前91年肯定生存着。”这样，他就完全有可能知道“金城”这一地名。因而，阎若璩以孔安国不可能知道金城这一地名，“积石山”的方位不对，来作为断定《古文尚书》为伪作的根据也就不能成立了。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无疑将是中国文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成果。当然，《古文尚书》，还设涉及到其他的各种问题，比如有关《尧典》中“四仲中星”的记载，具体反映了什么时期的天文星象。这也是近百年来争论甚大的问题。中岛先生在回顾前人论争，比如日本的新城新藏、桥本增吉、饭岛忠夫、能田忠亮以及我国学者竺可桢、陈遵女为、陈美东等人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见《尧典的星象及其年代》稿本。这些都还可以继续探讨。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岛先生的研究，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他的研究，兼顾文献史实考证和文学性的探索，在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界，有着独到的风格如上引《关于李白诗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
他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和批判精神。他不相信所谓的定论，对形成定论的逻辑推理、思维模式，迸行了反思。如对“疑古派”所提出的各种看法，迸行的再探讨见上引《对历史和神话的审视——从对疑古派“大禹天神论”的验证再出发》。
他的研究，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对于中国学界的“拜金主义”，中国唐诗研究界一些疏漏的指责，对胡乱出版的《唐诗分类大辞典》的尖锐批判见《唐诗类苑》的《研究》编，凡此，都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态度。
他的研究，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影子。在《唐诗类苑》的《研究》编中，他及时地采用了新的电脑技术，对全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反映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现代技术的交融，这对于文史研究者，当不无启发。
他的研究的深层，也可以看到中日两国的学术研究，总有着互相交流和影响的因素，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学界对于二十世纪前期学术思潮进行的反思的影响，显然存在。
他的研究，就总体而言，是从文学走到了对中国古代文化整体的思考，显现出由“专”到“通”，由“博”到“精”的发展变化趋势。可以说，这些特点和发展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日本汉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变迁发展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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