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2期
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学
作者：郭英德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
重视吟咏背诵，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跟中国古代许多学有所成的文学家、学术家一样，启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特别讲究吟咏背诵。
启先生从小就喜欢古典诗词，当他的祖父把他抱在膝上教他吟诵东坡诗词的时候，那优美和谐、抑扬顿挫的节调就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他觉得像是在听一首最美丽、最动人的乐曲，这使他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饶有兴趣地随他祖父学了好多古典诗词，他自己也常找些喜爱的作家作品阅读吟咏，背下大量的作品，许多作品直到晚年他仍能倒背如流。所以他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启功口述历史》，页195，页47）
除了吟咏背诵之外，启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还特别讲究句读之学。启先生15岁至25岁时，拜在戴绥之（名姜福）先生门下，阅读古书，从“五经”念起，把《诗》、《书》、《礼》、《易》、《左传》都点读了一遍，有不对的地方就由老师改正。学习古文时，启先生准备了一套清人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戴老师让他用朱笔从头点起，每天点一大摞，直到点完为止，一连点了好几个月。后来启先生又用同样的办法点读了萧统的《文选》和浙江书局出的《二十二子》（即二十二种子书）。
唐人《资暇集》卷上引稷下谚语说：“学识何如观点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仔仔细细地标点数十部古书，进一步为启先生夯实了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直到晚年，启先生在给学生上课时，还语重心长地说：“标点就是学问，有一分学问，就有一样标点。”
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这也是启先生一生的座右铭。启先生常对人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一个中学生。”当有人问他怎样成为大学教授时，他回答说：“自强不息。”
启先生这种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精神，持之以恒，终生不渝。晚年他眼底黄斑病变，几乎失明，但还是常常借助于高倍数的放大镜披书检读，孜孜不倦。前几年我拜见启先生时，就常常看到他案头放着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薛雪的《一瓢诗话》等书，用高倍数放大镜吃力地阅读。有时夜里失眠，两三点钟醒了，启先生就坐在床上，拥着被窝读书。
2001年夏秋间，年届九旬的启先生阅读了西北大学教授薛瑞生的新著《乐章集校注》、《苏东坡词校注》、《清真事迹新证》后，给薛先生写信说：“昨日具书时，大著肄习尚未终篇，夜间犹未终卷……一日半夜，拜读仅三分之一，目眚难医，但不能阻向学之心。”（薛瑞生《大星没去光犹在——悼念启功先生》，载《启功先生追思录》，页34）
启先生的这种“向学之心”，一生不殆，尤其钟情于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阅读。可以说，阅读中国古代文学典籍，是启先生的生命所系、灵魂所注。
传道、授业、解惑
启先生1938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上大一国文课，即以教授古代文学作品选为主。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师范大学，启先生进入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更是专职教中国古典文学，尤其侧重于讲授古代文学作品。
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注重细读作品，既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又广征博引，如数家珍。比如讲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启先生先板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然后解释什么是知己，就是知意、知情、知心；怎样做到知己，就是通意、达情、交心。这两句诗传达出诗人的心声，也是对友情的信心，对挚友离愁和眷恋情绪的慰藉——分手了，情不了，人长在，谊永驻。两句诗是真、是诚、是信、是情，道出知己愈久，情谊弥深。于是启先生又板书“有情有义”四字，并说：这是做人的真谛。人与人有情有义才会成为知己，所以“知己”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陆希廉《聆听一课，铭记至今》，载《启功先生追思录》页129~130）。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句“城阙辅三秦”，通行本作“辅三”，别本作“俯西”。启先生大量列举习见的旁证，举重若轻地说明“城阙”的确可指“登楼所见的四野城市”，而不一定只有首都才得被称。如“京”或“京城”是首都的专称，但《左传》里所谓“京城太叔”的“京城”，就不是郑国的首都。“魏阙”、“宫阙”、“陵阙”成为帝王的专称，但“城阙”就不一定了，杜甫《野老》诗“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钱谦益注“两京同南都，得云城阙”，实际上这里的诗意分明说的是城上驻军吹的号角声，注重在城，而不是注重在都（《也谈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启功丛稿·论文卷》，页135~139）。这样一来，就将不太好讲的诗句讲清说透了。
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总是目光如炬，心细如发，常常能发前人未发之微。启先生讲《西厢记·长亭送别》中的“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他说，“霜林”应该是红色的，作者怎么不说“总是离人血”，而说“离人泪”呢？这是因为过分渲染反而失真，用词就得恰如其分。离别时，人总免不了要流泪的，说“离人泪”染得“霜林醉”，这就可以了，而不必说“霜林红泪”应该是“离人血”，或者是“离人颈上血”，那就太夸张了（郭志刚《启功先生治学》，《启功先生悼挽录》，页77）。
启先生讲课往往就是这样，从最简单的道理入手，深入浅出地揭示诗文作品的本质特征，往往三言两语，点中要害，其余的就让学生自己去体会。例如启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曾作过一个精辟的概括：“魏晋六朝人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大体如此。”真是一语破的，言简意赅。
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还常常借题生发，妙语连珠。如谈到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诗：“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启先生像大孩子似地笑了起来，说：“你看，放翁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李军《乐育敦行堪世范励耘奖学唯吾师》，《启功先生追思录》，页183）
谈到音韵时，启先生说四声是自然之声，是“天籁”，比如驴叫也有四声。说到这里，启先生便以驴叫的声音模仿四声，博得满堂笑声。启先生还举出证据：《世说新语·伤逝》篇记载，三国时王粲平生爱听驴鸣，死后埋葬时，曹丕率众人吊唁他，建议在他的墓前学驴鸣以祭祀他，于是众人“皆一作驴之鸣”。王粲是著名的诗人，他爱听驴鸣，不就是在揣摩诗歌的音律吗？这样的讲解，也许仅仅是“容或有之”的，但却体现出启先生的奇思睿智。
其实，启先生不仅擅长讲授古代文学作品，对如何讲授中国文学史也有许多精思妙解。例如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不违背教学大纲的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一部中国文学史分成先秦段、两汉段、魏晋段、南北朝段、隋唐段、两宋段、金元段、明清段等等。各段相对独立讲，讲唐诗的不能讲宋词，讲宋词的不能讲清词，如果讲了，必定有人会说你超出了范围”。于是出现了“讲《左传》的不会讲《史记》，讲‘杂剧’的不会讲‘传奇’”的现象。启先生对这种现象始终不以为然，他打过这样的比喻：分段教学，好比吃鱼，吃鱼才讲究分段。但一条鱼从第几片鳞算中段，又从第几片鳞算后段呢？这显然只能是大致的分，没有绝对的标准。他又打比方说：中国古代有个笑话，一个人中了箭，去看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只给他把身外的箭杆剪断，就算完成任务。中箭的人问他身内的箭头怎么办，外科医生说：“找内科医生去，那是他的事。”这样简单地分科行吗？（《启功口述历史》，页124~125）因此启先生认为，讲授中国文学史，应该融会贯通，而不应该画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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