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2期
千古奇诗 深邃精警
作者：黎烈南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杀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有些诗文，看起来很是平淡，但平淡中却时时带着一种如痴似醉的忧患。仔细赏读他的这首《日本刀歌》，读者会感受到，作者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是何其深沉与痛切。而诗人的字句，又是那样平实而深婉，把他那一颗忧患的心灵显示得微妙而深长；这种微妙深长的余味，至今还是值得读者来反复咀嚼的。
欧阳修生活在北宋之太平无事但危机潜伏的中期。这是一个很能引起士大夫们既自豪又忧虑的时代。也许正是这种时期，使得他们对世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会以警觉的眼光去观察，以冷静的心情去思考。当欧阳修看到一把日本刀时，他浮想联翩，一直思考着其中令他深感忧虑的信息，于是写下了这首深邃精警的忧国忧民之歌。
诗题为《日本刀歌》，但诗人并不急于即入题目，而是先从另一方面写起。你看，日本处于中国的东部，作者却从中国的西部写起：“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昆夷，殷周时我国西北部族名，后泛指西北方少数民族。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西北民族因为与内地遥远，不再有往来交通，其地世世相传之能切玉的宝刀怎能穷极得到呢？“切玉”典出于《海内十洲记·凤麟洲》：“昔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泥。”这开端两句，实在是平淡，但细细琢磨，会发现其中愁恨甚深。请首先注意“道远”两个字。北宋时期，因为国力不振，无力收复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并与北方与西北方的辽、西夏等国关系紧张，时有战事发生，边疆形势吃紧；在这种情形下，宋人欲得到那穷远之地“昆夷”之切玉刀，不是痴人说梦么？可见，“道远”而不能得到西方的宝刀云云，实是国力不振、无力恢复国土的一声叹息；作者把北宋疆域的狭小以及其中缘由乃至一己之悲愤，通过“不复”之沉重语气，“谁能”之向往口吻，一开篇便诉说与读者，正表明在他的心中，天下可忧非一事，因而顾此而言彼之委曲笔法，正是其内在忧患心绪之自然流露。值得注意的是，远在祖国西北的切玉刀在本诗中颇具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之性质。它寄托着诗人对博大中国文化之深厚情感，包含着对华夏文化之广延包容的一种礼赞；切玉刀之不可复得，不仅关系到交通贸易乃至国土之事，且关系到中华文化与外界之交流不复如先前之广泛、深厚，这是欧阳修另一层沉重的忧患之所在。
虽然西部边远之地与内地隔绝，但是东方近处之国，却还有往来贸易，因此暂作欣慰之笔，借而转入主题。请看，有个叫日本的国家生产宝刀，越地的商人从这个沧海东边的岛国买到了手：“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这两句话，道出了日本刀，与题目相呼应，并即将引发出作者孕育心中的一番沉重感慨，一篇绝大议论。但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深思，作者并不急于把他见到日本刀后的这一番沉重心情立即托出，而是把其注意力吸引到宝刀的外表与内质上来，为后面的抒情议论预作铺垫，可谓用心良苦。
这是一把什么样的刀呢？“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它被鱼皮装贴着，放在香木做的鞘里，颜色是黄白相间，质地是鍮（黄铜矿或自然铜）与铜。这种描写，看起来是纯粹的外观与内质之客观描写，无深意可言；而从其“黄白间杂”（“白”应指白铜，白铜具有银白色光泽）的斑斓色彩和铜合金（“鍮与铜”）的坚硬质地来看，作者无疑充满着赞叹之意，且写出一段“好事人”争相购买的情景：“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这日本刀可以让一些用重金买到手的中国人相信，佩带着它，足以除却灾难妖凶！“鱼皮”二句，从外饰与内质的赞叹之描写中，也透露着冷静的观察。“鍮与铜”三字尤值得注意。其中包含着这样的讽刺：里边全是黄白铜，哪里有神鬼主宰其间，哪里有什么辟邪功用！“鍮与铜”三字当然不仅是表明了欧阳修具有某些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更有一种在冷静观察中所隐含的忧虑。这样简简单单的“鍮与铜”，在中国之“好事人”心中，居然达到了可以消灾避难的程度，而竟然也形成了某种风气，驱使人们竞相购买，这是很让一向关注风俗的欧阳修深感忧虑的。总而言之，以上四句的描写，将热烈寓于冷静，将尖锐寓于平淡，感慨甚丰，用心极苦，宜细品之。
当然，如果欧阳修所发出之尖锐讽刺与如痴忧虑，仅仅是某些国人之迷信引起的，便有小题大做之嫌了；待阅读了后面诗句后，才会明晓有更让他忧虑的原因。
那么，那个生产“宝刀”的日本国的情形如何？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欧阳修欲急迫告诉国人的原因之一。
先从日本地理与风俗说起：“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日本是个岛国，“土壤沃饶”，风俗颇好。“土壤沃饶”并非重点，所以一带而过。风俗好在何处？好在日人极其善于学习。日人把从中国传入的百工技艺与文字等等都努力学习消化，掌握得纯熟、精湛。作者对历史的追忆回到了遥远的秦代。
在秦始皇登上帝位的第三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市（按一名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仙人没有求到，而那些被骗并跟随徐福为秦始皇采药的童男童女们，便永留在日本了。随徐福而去的一些工匠亦居住在日本，使得日本人也学得不少手工艺，而且他们所制造与保留的器物、珍玩都非常精巧：“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日本民族极善模仿学习，十分珍惜器物；相比之下，一些中国人把日本之“宝刀”奉为辟邪之器，争先用百金购买以为福，两种作为孰智孰愚，不是很清晰了么？如果说开端所云“切玉刀”，还只具有一种文化交流之抽象符号意义的话，那么，从此处叙说的日本刀中，就已经具体显现出中日在文化交流中的某些民族特性与得失高下了。
日本人不但积极向中国学习百工技艺，还学习汉语言文学。在往来“贡献”之时，他们勤奋地学习，语言文学颇有可观之处：“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欧阳修特别把日本人之“工词藻”作为一个优点提出来，是大有深意的。一方面，它表明日本人善于学习他国的优长之处，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对语言文字的重视。一个民族的“词藻”不只是词藻本身，它更是一种精神食粮，关系到民族生存的命脉。
也就在这一时刻，欧阳修提醒国人一个早被某些人忘却的事实，那就是徐福为秦始皇求仙人时带到日本的约百篇中国古文字，后来在中国被秦始皇下令焚烧掉了；而这些古文字，已被日人很好地保存下来：“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但就在国人浑然不觉的情形下，日本方面早已下令不许把古文字传回中国来，以至造成中国人不识自己祖宗文字的局面：“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请看，本来是创造于中国的古文字，现在成了日本的专利；从此，“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中国的“大典”成了“夷貊”的宝藏，现在欲找回古文字而不得，只能望着浩瀚沧海那边的泽国而徒兴嗟叹了。细心的读者读到这里，可以悟出文字之丢失这一层意义事关重大，从“宝刀”之迷信引出对古文字丢失之沉重感喟，正是本诗精心结构所在；读者由此可以得知诗人以日本刀为题目的曲折深邃之用意，从而对结尾二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的丰富内涵，有所感触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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