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2期
袅娜多姿与悲悯情怀
作者：赵艳喜
一
魏晋南北朝女性赋中有容貌绝伦的神女、美人，有命运悲惨的寡妇、出妇，也有心绪愁怨的思妇，身手不凡的艺妓以及妒妇、丑妇等。她们面貌、情怀各不相同，却都有栩栩如生的鲜活魅力。
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神女、美人形象。自从宋玉创作《神女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后，神女、美人就以其令人目眩神迷的风姿迷住了一代代的文人才士。魏晋南北朝赋中此类女性空前增多，涉及到二十余篇作品。神女赋集中出现在魏晋建安时期。曹植有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杨修、应玚、王粲、陈琳、张敏等人作有同题《神女赋》。这些赋中塑造了一个个超凡脱俗、美丽异常的神仙女子。除了神女赋以外，曹植、应玚、王粲、陈琳、阮瑀、繁钦、陶潜等人还创作闲情、止欲主题的赋。这类赋模仿张衡《正情赋》和蔡邕《检逸赋》的创作模式，在“情”字前面往往会加上一个防范的字眼，如正、定、止、闲等，以表示他们对情的规范和劝诫。文章多用“夫何淑女之佳丽”（阮瑀《止欲赋》）或“夫何媛女之殊丽”（应玚《正情赋》）等句开头，但与《神女赋》中繁复细致的描摹形貌不同，他们重点叙述女子渴嫁或是男子求女。南北朝时，闲情赋沉寂下来，文人们开始钟情美人赋的创作。如沈约有《美人赋》和《伤美人赋》，江淹有《丽色赋》，梁简文帝和简元帝有两篇《采莲赋》等等。这些赋专意摹画女性的外貌美，女主人公褪却神性和缥缈，成为可感可知的人间红粉女子。
其次是寡妇、出妇等命运坎坷的女性形象。对寡妇、出妇的歌咏是魏晋文学中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魏晋的寡妇赋不仅有曹丕、曹植、王粲、丁妻为阮瑀寡妻创作的四篇同题赋，潘岳为任子咸妻创作的《寡妇赋》，还有寡妇孙琼自述的《悼艰赋》。这些赋着力描写寡妇的悲苦无依。丈夫死后，她将自己封闭在家中，只有年幼无知的孩子陪伴左右。她的苦无人诉说，她的悲无以排遣，惟有在草枯草荣的季节变换中独自承受。曹丕、曹植、王粲三人还共同作有《出妇赋》。三篇赋都用出妇自陈，叙写其最初恩爱、继遭抛弃、最后收拾衣物被迫离家的过程。三篇赋虽同为一事而作，却塑造了不同的弃妇形象。她们或柔弱，或刚烈，跨越历史的长河，与《诗经》中《谷风》和《氓》篇中的弃妇遥遥相接。蔡文姬是此时期赋中又一位命运坎坷的悲情女子。曹丕、丁（广－田－共）特意为其创作了《蔡伯喈女赋》。曹丕的赋仅有序留存下来，丁（广－田－共）的赋则保留较多。丁（广－田－共）在赋中详细叙写了蔡文姬的不幸与悲苦。
还有就是思妇等情感幽怨的女性形象。一般观念中，思妇思念的往往是自己的夫婿。魏晋南北朝赋中不仅有这一类思妇，还出现了一类思念亲人的女性。魏晋时期思妇思念的多是自己的亲人。作品有曹植的《叙愁赋》、左芬的《离思赋》、钟琰的《遐思赋》以及王劭之的《怀思赋》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两个贵人形象：一个是曹植的妹妹，一个是左芬自己。嫁入深宫的她们一个比一个伤心难过。南北朝赋中的思妇则是典型的思夫之妇。如梁简元帝萧绎的《荡妇秋思赋》、庾信的《荡子赋》和陈后主的《夜亭度雁赋》等中的描写。她们或濒临绝望，或满怀希冀，每篇的思妇形象各有不同。
此外，赋中还活跃着一些身怀绝技的艺妓们。她们或跳舞、或唱歌、或表演杂技，用精湛的才情技艺带给宴会嘉宾感官上的满足。梁代张缵《妒妇赋》和刘思真的《丑妇赋》，分别塑造了妒妇和丑妇形象，虽说各仅一例，却是南北朝的新创，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魏晋南北朝的赋家用他们的妙笔，绘下了如此众多的女性形象，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女性生活、女性情感和女性命运的关注。
二
魏晋和南北朝的女性赋创作还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赋在女性身份、写作倾向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上都有所区别。社会现实、风俗习尚等方面的变化是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所在。
（一） 魏晋和南北朝赋中的女性形象在身份上有着鲜明的差异。《神女赋》中的女性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女子，《美人赋》中的美人多是能歌善舞的世俗女子。魏晋赋中有寡妇和出妇，而南北朝赋中有妒妇和丑妇。上文已有涉及，不再赘言。
魏晋女性赋中记录了许多历史真实人物。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早殁，只留寡妻孤子相依为命。于是，好友曹丕同王粲等人同作《寡妇赋》，“以叙其悲苦之情”。潘岳的妻妹是好友任子咸的妻子，她少丧父母，出嫁后不久丈夫又不幸早陨，只有孩提孤女相伴。潘岳拟曹丕等人创作《寡妇赋》，“以叙其孤寡之心”。不久，她身边那个惟一可以给自己些许安慰的孩子也不幸夭折，潘岳又为其作《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蔡文姬是此时期赋中又一位命运坎坷的悲情女子。她是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在战乱中被胡骑所掳。流落胡地十二年后，曹操用金璧将其赎回。曹丕、丁（广－田－共）创作《蔡伯喈女赋》来记叙此事。曹丕等人《出妇赋》中的出妇是大将军刘勋的妻子，她因无子被逐，在当时影响颇大。曹植《叙愁赋》是代女弟子抒情。左芬的《离思赋》、钟琰的《遐思赋》以及王劭之的《怀思赋》则是女性自抒其情。阮瑀妻、任子咸妻、孙琼、蔡文姬、刘勋妻、曹植妹、左芬、钟琰、王劭之，她们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经历过坎坷命运，有着真切的悲苦情怀。或自述，或他述，她们的苦与悲被一一写入赋中，成为此时期女性赋的突出特色。无论是此前的汉代还是此后的南北朝都没有出现类似的赋作。
（二） 魏晋女性赋重礼教，南北朝女性赋更重情色。魏晋文人借赋表达一定的礼教道德观，赋中的女性往往是德容兼备。南北朝文人喜欢从女性身上得到乐趣，重点描写女性的形貌和抒发她们的幽怨闺思。
遵循着儒家的风俗礼制，魏晋文人仍将秉持礼度当作修养高的表现，看重女性自身的德行。这种倾向首先体现在赋的主题上。在闲情止欲赋中，赋家们通过抗拒美色的诱惑表达禁欲守德的修养。“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陶潜《闲情赋》序）强调用赋来讽谏。曹植《愍志赋》序云：“或人有好邻人之女者，时无良媒，礼不成焉。”士人的婚娶要有媒妁之言，在一定的礼法约束下进行。可见礼义大妨的力量依然大得惊人。
除了主题，这种重视德行礼法的倾向更多还是体现在赋中女性形象上。男主人公爱慕、赞赏的是德容兼备的女子，她们是魏晋文人理想的佳配。反之，徒有娇艳外表的女子则被视为淫邪和不道德的。文人拒绝她们，借以表达不受女色诱惑、秉礼修身的志向。赋中的神女愈美丽，就说明文人抗拒诱惑的能力愈强。王粲《神女赋》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夭丽之神人”。“夭丽”一词已经限定了神女的品性，赋中极力描绘神女的容状之美，从体肤发鬓一直写到穿着配饰，却只字未提神女的品德。这正是要为后来神女的投怀送抱进行铺垫。在礼教观念中，有德行的女性要矜持守静，不能主动向男性邀宠献媚。显然，夭丽神女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礼教的规范，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放荡。因此，作者“顾大罚之淫愆，亦终身而不灭”，经过痛苦的心理斗争，“心交战而贞胜，乃回意而自绝”，道德最终战胜了欲望。通过这一过程的描写，王粲向世人表明自己是具有高度道德修养、能秉持礼度的谦谦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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