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3期
“欲问渊源穷奥秘，只缘吾笔写吾真”
作者：许 结
三
我曾在《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载《文学评论》1998年6期）一文中，对近百年赋学研究之历史、范畴及成就作一小结，并前瞻未来辞赋研究的三个走向：第一，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与基础理论的建设；第二，赋学研究领域的开拓；第三，赋学的交叉与边缘研究。其中有关研究领域的开拓，我认为有两层意义，一是研究范围的扩大，二是研究内涵的深入。如何深入？从微观言当以内省的眼光深入于文字学、音韵学、技艺论与鉴赏论；从宏观而言当以外缘的视野拓展于辞赋文化学的研究。而我近几年的相关研究基本属于后者。回想这一研究的缘起，是在2002年我接到两份学术会议的邀请，一是由洛阳大学承办的首届辞赋创作研讨会，与会者多提交自己所写的赋作；二是由澳门大学主办的“都市文化与普世文明”学术研讨会，我提交并宣读的论文是《赋体文学与都市文明》。这两次会议似乎给我一点启示，即目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全面复兴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盛世作赋”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社会，城市文化建设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而中国古代较早反映都市文明的文学或文体，就是以都市赋为代表的赋体文学。
基于这一思考，于是想通过文化的视角更全面地阐释辞赋的产生、发展与衍变，并由此为古典文学研究拓一新境。而对赋体文学作文化阐释，既有文学与文化相关的共性特征，又有赋体文学的个性特征，这充分表现于“赋兼才学”以及赋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创作特征方面。可以说，在古典文学创作领域，赋是最能体现政治文化气象，也最多地含有丰富文化制度内涵的文体，其绵延之久，几与整个封建帝国文化相始终。我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正是汇集了近三年相关研究的十八篇论文而成，具体可分四类：一是汉赋与文化的研究，二是赋与诗的交叉研究，三是赋体文学与诸学科关系的研究，四是有关律赋创作与科举文化的研究。其中已涉及到辞赋文学与政治、学术、宗教、制度、外交、科技、礼俗、艺术、文化等诸多层面。
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汉赋，具有文学产生之背景研究的意义。如《论汉大赋与帝京文化》一文，是从都城制度的发展考察汉赋的起源与发展，以说明汉大赋崛兴于武、宣之世所内涵的大一统帝国文化的功用。《汉赋与礼学》与《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两篇，则分别从礼官制度与宗教仪典阐释汉赋的兴起与价值。《论汉代京都赋与亚欧文化交流》，则由古老的畿服制度到国际文化交流来看待汉大赋的“体物写志”心胸与“铺采摛文”描写，也算是一点新的探索。此外，我近撰长文《汉赋造作与乐制关系考论》（载《文史》2005年4辑），即从汉代立乐府与献赋的关系，考察“赋者，古诗之流”的命题，试图在目前有关辞赋起源问题之探讨的基础上，提供一些新思考。而对汉以后，特别是唐宋以降科举与律赋的关系，《北宋科制与论理赋考述》、《郑起潜〈声律关键〉与宋代科举八韵律赋叙论》、《论清代科举与律赋批评》等文，即对此有所建言。
在文学史上，辞赋是以修辞的艺术游离于先秦“六艺”实用之文而向纯文学演进，所以其描绘性特征与修辞技艺，是辞赋体确立的重要依据。昔人诗赋连称，批评往往以诗代赋，所以辨别诗与赋之异同，尤为重要。在我发表的相关论文中，较有创新意义的是《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4期）。该文从“诗赋文学传统的形成”、“京都赋与城市文学传统”、“田园诗与乡村文学传统”、“诗赋两大文学传统的审美差异”四方面论述，阐明诗赋文学的源起以及不同的物质背景与精神风貌，展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与文化价值。
卞孝萱先生为我的《中国文化制度述略》书稿题“序”有云：“古人说‘赋兼才学’，作赋固须才学，而研究赋更需要广博的学识。因为每一篇大赋就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在这层意义上，作者的辞赋研究与文化研究正是相得益彰的。”我之所以以文化解读辞赋，固然与自己近年部分精力投放于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有关，但辞赋与文化关系的深密，确如卞先生所说，这才为此比较或交叉研究提供了基础。我的《论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论赋的宗教质性、内涵与衍化》、《论科技赋的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赋论谈起》、《论艺术赋的创作及其美学特征》、《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等系列文章，皆着眼于此。
当然，辞赋文化的研究又具有边缘化特征，即已不仅限于赋体的意义。比如思考辞赋与礼乐制度的关系，可推述礼官制度与整个文学发展的联系；思考京都大赋兴盛的原因，可推述古代文学与都市商业文明的关系；以及从“行人”赋诗到文学与外交关系的思考等等，在交叉研究中能够拓展思维的空间。
一个课题的研究太狭，气局便小；太宽，又易蔑弃其本。我在辞赋研究的道路上常以此自励又自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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