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3期
“长沙阁学，季清巨儒”——王先谦
作者：李 娟
王先谦自小受到家学熏陶。父亲王锡光著有《诗义标准》60卷，“采自汉至明诸家精粹之作，分别义类，缀以评论”，对王先谦学术启蒙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孝于诗稍窥门径，皆府君教也。”他后来的《诗三家义集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自其父的影响。王先谦先后从其兄王会庭、王敬吾、县学生闵浩斋、林子静、黄翰仙学习，并曾随曾文正学习诗文词，“泛滥群书，颇识制度名物”，这些奠定了他以后治学的基础。王先谦同治四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接着由翰林院编修主持云南、江西、浙江乡试，光绪二年入国史馆，开始辑刻乾隆朝《东华录》。光绪六年升补国子监祭酒，他在忙于政务之际，仍勤于著述，先后完成撰集《续古文辞类纂》、刊刻《钦定天禄琳琅前后编》、校刻《郡斋读书志》。王湘绮曾说道：“《经解》纵未能抗行芸台，《类纂》差足以比肩惜抱”，亦算是较为中肯之评价了。
综观王先谦一生所任官职，都是学官。从这个角度看，王先谦几可视为一个教育家。在他任职京官的时候，先后充国史馆协修，任国史馆总纂，授实录馆纂修，充翰林院侍读，补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一年，出为江苏学政。他在江苏期间开设南菁书局，仿照阮元《皇清经解》，刊刻《续皇清经解》1430卷。还与著名学者缪荃孙合作刊刻了《南菁书院丛书》144卷，并广筹经费，督教南菁书院，聘请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南菁书院，如聘请黄以周主讲经学，缪荃孙主讲历史学和词章，还开设算学，使得南菁书院英才辈出。缪荃孙曾说道：“至今礼学馆所共推、江苏通志局所首选者，皆南菁之门人。”可见南菁书院所造人才之盛。
光绪十五年王先谦离职回到长沙，开始他真正的教育生涯，而且他还将著述、刻书与教学结合起来，教学相融。他回籍后，首应郭嵩焘之邀，开始主讲思贤讲社。郭嵩焘和王先谦过从甚密，他对王先谦极为赞赏，认为其“有范晔之史笔”，故而将思贤讲社的讲席让给王先谦。在这里王先谦如鱼得水，大展其才。他从盐务公所筹得年费六百两，设书局刊刻书籍，校勘精确，刻印精良，这个书局也就是湖南思贤书局的前身。他于此辑刻了孙鼎臣、周寿昌、李洽、王闿运、张祖同、杜桂犀《六家词钞》。《六家词钞》保留了晚清湖南词坛的重要著作，叶恭绰的《全清词钞》亦曾由此选材。次年，城南书院院长王楷病故，地方官吏极力邀请王先谦前往，王先谦遂主讲城南书院，在城南书院刊刻了他的重要著作《荀子集解》。清代汉宋学者曾因荀子是否属之道统而辩争，后来引发了一场尊荀与排荀的讨论，谢墉、汪中、郝懿行、卢文弨、王念孙、俞樾诸人都对《荀子》做了校勘整理，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则是采集各家之说，在此基础上的集大成，因而为荀子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注本。在城南书院期间，王先谦还完成了《盐铁论》的校勘和著名的《合校水经注》。
光绪二十年王先谦开始出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其时正值国势衰微、内忧外患，社会危机四伏，王先谦不禁慨叹：“河山残列郡，天地胜危楼。……倚剑听哀角，吾生浩荡愁。”有感于当时的社会现状，王先谦认为：“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于是他对岳麓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些改革。他一方面重视传统科目，“群经之外，《史》、《汉》、《文选》，不能不读”（《复周榕湖》），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殆笑，无以劢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子弟。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牵帖括，罕能留意时务”，于是为书院订阅《时务报》，让学生增加见闻，拓宽视野。同时还对书院的课务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改革学制，仿照西学设置经义、治事门。除了群经、国文外，还有历史、舆地、算学、图画和方言等，使内容更加切合时势。皮锡瑞在其《师伏堂日记》1897年10月1日日记中写道：“岳麓师课已改，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此风即动，当有闻之而兴起者。”可见王先谦的教育尝试适应了当时时代的需求。王先谦在岳麓书院除了实现了他的教育改革外，还完成了他的多部重要著作《释名疏证补》、《汉书补注》、《尚书孔传参正》、《律赋类纂》、《骈文类纂》、《日本源流考》等。在他的熏陶之下，岳麓书院出了一大批的英才，著名的有陈毅、苏舆、郭焯莹、孙文昱、黄逢元、黄兆枚等。
王先谦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他出任国子监祭酒前后和离职回归长沙之后。光绪六年，他提出关于筹备东三省防务的建议，在沙俄扩张主义咄咄逼人的情况下，王先谦坚持主张在外交上、军事上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豫定应敌之策。二、暂联日本之交。三、宜专任使之权。四、精求船械之利。他还积极主张兴办洋务，以达到强国御敌。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中日关系紧张，战争在即，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慈禧不顾内忧外患迭起，仍大兴土木，修建三海工程，王先谦直言敢谏，上奏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光绪十四年，上疏请求惩戒太监李莲英，“尤切直，风采倾天下”。虽以直言力争，但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
光绪二十四年，其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向以志节自负，于地方政务，亦思有所振兴”。他延请梁启超为新设时务学堂总教习，同时兴建南学会和报馆，新学思想宣传遍布湖南乃至全国各地。王先谦在这场新学运动充当了一个矛盾的角色。他在新学盛行之初，对之也是甚为欣赏，并积极参与。他与熊希龄、蒋德钩等一起倡议创设时务学堂，拟议聘请梁启超。皮锡瑞日记曾记载：“至王祭酒处赴饮……闻中西学堂招考已发案，山长（王先谦）、公度拟请梁卓如，不知肯来否？”表明了王先谦对时务学堂筹划的热切关注。南学会成立后，他和陈宝箴一起到会参加听讲，并对之给予肯定。对于《湘报》他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湘报》刊行，见闻广远，开拓民智，用于甚善。此外道合志同，各自立会，互相切磋，亦不失敬业乐群之义。”因此谭嗣同、熊希龄还多次邀请他去讲学。
王先谦还提倡并亲自参与创办实业。1895年，他和陈宝箴、张祖同商办和丰火柴公司，这是湖南首次设厂；1899年，与熊希龄、蒋少牧、张祖同等创办宝善成及其制造公司；1902年，他与龙湛霖、汤聘珍诸人集股创设湖南炼矿总公司。这些无不体现了王先谦思想的进步性以及其渴望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由于王先谦在湖南的声望极高，他的参与和支持，带动了整个湖南士绅阶层。在绅权占有重要地位的湖南，绅士阶层的认可无疑是推动维新运动的重要动力。
但是当维新变法者试图将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提出触及封建统治根本的时候，作为封建道统的维护者，王先谦自然又对维新运动由支持转向反对了，他草拟《湘绅公呈》，主张摒退提倡异学之人如梁启超、唐才常等。又力主长沙三书院订《湘省公约》，大肆攻击维新派，因此他一直被视为顽固守旧派。然而综观王先谦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特别是在维新运动前期所作出的努力，准确地说，他的思想是旧中有新的，他应该属于温和的保守派。
在学术上，综观来看，王先谦主张汉宋兼采，他治学既“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徐世昌语），又能够融通汉宋而力求经世致用。他所辑刊的《南菁书院丛书》被后人评作“无乾嘉诸子标汉宋之帜，分门别户斫斫致辩之习气”。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就将其列入“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经学家列传”之中。王先谦认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道出了中国学人图虚名的弊病，他要求学生以“力学修身为本务”，由此反映其务实的学风，这样的思想贯穿在他众多的著述之中。
他的治学成就极为广泛，经史子集无不涉及。经学方面：以《尚书孔传参正》成就最大，张舜徽评其“甄录商精”，皮锡瑞认为“兼疏今古文，详明精确，最为善本”，他还编撰了《诗三家义集疏》、《释名疏证补》，均堪称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皇清经解续编》记录了有清一代汉学家经师经说，卷轶浩繁，对保存、考订、研究清代学术有着深远的影响。《南菁书院丛书》包罗万象，涉及经学、天文、文学、礼法、数学、科技等诸多方面，对保存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史学方面：《后汉书集解》乃是在众家注疏基础上，集众家之所长，并“服膺多年”而为之集解。《汉书补注》是继唐颜师古之后对《汉书》研究的集大之成。《十朝东华录》记述清朝掌故，较之蒋良骐《东华录》更详尽而宏博。《蒙古通鉴长编》乃集清儒之众说，通合校勘而成的。《日本源流考》与《外国通鉴》均是从介绍域外角度以警示国人，表现了王氏的政治思想与学术视野。子学方面的重要作品有《荀子集解》、《庄子集解》等。王先谦还有一些选本很是值得关注：《续古文辞类纂》、《律赋类纂》、《骈文类纂》在其选本中极有代表性，他的一些诗文创作及其《自定年谱》，均收入由其学生整理的《葵园四种》之中。
王先谦一生治学，贯通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四部。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时期，王先谦众多的著述也具有着集大成的作用，其深厚宏博的学识和承继乾嘉学者的那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对晚清学子，特别是湖湘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其自身条件和时代的局限，他在维新运动中成为了一个矛盾而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一位学者，他仍然堪称“清末全面研治经史子集的一代宗师”。
（作者：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