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3期
札记三则
作者：陈道贵
《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迩。’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刘孝标注《超别传》曰：“超精于义理，沙门支遁以为一时之俊。”《庄子》曰：“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
或许是因为字面没有难懂之处，各种《世说新语》的注本，对此节文字多无注解；而一些现代汉语翻译之作，也只就字面意思做串讲。与简单的字面串讲不同，蒋凡先生在其《〈世说新语〉研究》（学林出版社1998年4月版）一书中，对此段文字作了较为深入的解说，认为它：“从‘才性’的角度，来讨论贤圣之人与一般世俗之人的关系。古人多把贤圣神化，认为他们迥异凡人，高不可攀。但谢安却否定传统偏见，认为贤圣也是人，也有其七情六欲，和普通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贤圣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但凡人通过刻苦学习和身体力行，同样有可能升华到贤圣的精神境界。”蒋先生此说大体不误，他对谢安观点与传统思想不同的解说，也是基本可信的。然而，反复品味，颇疑谢安之语仍有尚未揭示的深层含义。为什么谢安提出“贤圣去人，其间亦迩”的观点，子侄们要表达不同意见？其间有何种时代思想背景？谢安在遭到反对时，为何要发出“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的感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推敲的。
先看此段文字中的“贤圣”与“人”的关系。魏晋时期人们对圣凡关系颇感兴趣。玄学领域有“圣人有情”与“圣人无情”之争，佛教界则有成佛之可能性的讨论。谢安所谓“贤圣去人，其间亦迩”，当指圣凡关系而言。这里虽然以“贤圣”与“人”对称，实际上指的是圣凡关系。在古代汉语中，贤圣并称，在不同语境中含义有别。当强调圣人与贤人之间区别时，自然指的是圣人和贤人；而贤者与圣者之间的不同，古人也有明确的认识。例如，王充《论衡》卷二七《定贤篇》云：“圣人难知，贤人比于圣人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贤，安能知圣乎？”此为常识，不多举例。但是，在强调圣人与凡人之间区别的时候，则又往往用“贤圣”或“圣贤”等词，作为与凡人相对的比较对象。这时，“贤圣”或“圣贤”就与“圣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例如，贾谊《新书》卷八载：“谓门人学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与我同性。而舜独有贤圣之名，明君子之实；而我曾无邻里之闻、宽徇之智者。独何与？然则舜(亻黾)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舜被后世视为圣人，而此处以“贤圣”称之。《孔子家语》卷五《在厄》谓：“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礼焉。路出于陈蔡，陈蔡大夫相与谋曰：‘孔子圣贤。其所讥刺，皆中诸侯之疾，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孔子为圣人，这里以“圣贤”称之。《晋书•纪瞻传》录瞻对策语，其中有云：“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义，救弊之术也。羲皇简朴，无为而化；后圣因承，所务或异。非贤圣之不同，世变使之然耳。”“后圣”与“贤圣”对举，其意显然不是指贤人与圣人。我们再看一个诗歌作品中的例子。《艺文类聚》卷四一载曹植《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圣贤。”（同卷所载曹植《豫章行》亦谓“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周公乃圣人，而这里以圣贤称之，自然是因为诗歌的形式要求，但亦可见古时“圣贤”一词，有时和“圣人”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圣贤有时不作严格区分的现象，东汉王充已有论述，其《论衡》卷二六《知实篇》谓：“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圣人’者，贤圣同类，可以共一称也。宰予曰：‘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圣，宜言‘圣于尧、舜’，而言‘贤’，圣贤相出入，故其名称相贸易也。”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谢安此语中的“贤圣”，强调的是圣凡关系，语意重心在“圣”不在“贤”。
既明谢安此语所涉乃圣凡关系问题，我们再参考汤用彤先生的有关论述，则可以进一步明了其间所蕴涵的深意。汤先生曾撰《谢灵运〈辨宗论〉书后》一文，其中相关论述，虽非针对《世说新语》此节而言，却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他说：“夫‘人皆可为尧舜’乃先秦已有之理想。谓学以成圣似无何可惊之处。但就中国思想之变迁前后比较言之，则宋学精神在谓圣人可至，而且可学；魏晋玄谈盖多谓圣人不可至不能学；隋唐则颇流行圣人可至而不能学（顿悟乃成圣）之说。”“由汉至晋佛徒亦莫不信修练无为必能成佛也。实则如不能成佛，绝超凡入圣之路，则佛教根本失其作用。”（《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汤先生此说，《世说新语》中即有可资印证者。如《言语》篇载：“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魏晋玄谈多谓圣人不可学不能至的影子；“由汉至晋佛徒亦莫不信修练无为必能成佛”，则体现在《世说新语•文学》这则记载中：“佛教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刘孝标注云：“释氏经曰：‘一切众生皆有佛生，但能修智能，断烦恼，万行具足，便能成佛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人多持圣人不可至之说，故而简文帝对佛教界圣人可致之说将信将疑。这一点，到刘宋时代谢灵运的言论中还有体现。其于《辨宗论》中说：“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可至……。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就是说，从佛教的观点来讲，成圣是有可能的；儒家则认为圣道非常人所能及，即使像颜回这样的人，也只能达到接近圣人，而难以成就圣道。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谢安的说法之所以不被子侄们接受，是因为当时玄谈界“多谓圣人不可至不能学”。谢安在不被理解时，慨叹郗超如果在场，一定会支持他的说法。谢安发如此感慨，当有未言之意。而这未尽之意，或与佛教有关。汉译佛教经典及世人有关佛教论述，常以圣人称佛陀（此为常识，故不具引文献）。当时世俗中人又常常融合儒释，以周孔比附佛陀。像孙绰就撰有《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因此，“佛徒亦莫不信修练无为必能成佛”，自然会影响到那些崇信佛教的世人，使其产生圣人可学可至的思想，缩短了凡圣之间的距离。
郗超（336—377），字景兴，一字嘉宾。其父郗愔、弟郗昙信奉天师道。而郗超则崇信佛教，与佛教中人多有来往，对佛教义理也较有深解，写过不少佛教方面的论着。《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陆澄《法论目录》，其中就有多种郗超论着，可惜的是，我们只能看到《奉法要》一种，其余都亡佚了。郗超性格方面还有一特点，即不为世俗常规所限。《世说新语•赏誉》：“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郗）超少有才气，越世负俗，不循常检。”由此，我们就不难推测谢安的言下之意了，即只有像郗超这样既精通佛理，又能超越世俗常规羁绊者，方能理解自己的观点。而刘孝标注所引支遁之言，也似有几分启发的味道。“（郗）超精于理义，沙门支道林以为一时之俊。”称赞者为当时名僧，所赞之人又奉佛甚勤，所谓理义，当包括佛理在内。因此，佛性论问题，或许会影响到他对世俗凡圣关系的理解。刘孝标在注此节时，或许心中已存有与我们上述所言相近之意。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谢安和郗超等人所持圣凡关系之说，折射出佛教影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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