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3期

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

作者：李　倩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或译贾尔斯，为英国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中文教授。他曾翻译《庄子》、《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亦编著过大量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相关的著作，如《华英词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国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中国绘画艺术历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urial Art）等。翟理斯八十五岁寿辰时，已出版的各类论著多达六十余种，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一
　　
　　英文版《中国文学史》1901年出版面世，后于1933年、1958年、1973年等历经多次再版。1934年，郑振铎曾著文，将翟理斯视为替中国数千年文学写史的“创始者”。翟理斯本人对于此书在学术方面的开创性亦充满自信，在全书序言开篇首句即道：“这是用任何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虽然二十世纪末的历史钩沉发现，俄国人瓦西里耶夫（V.P.Vasiliev,汉名王西里）先于翟理斯，在1880年已经出版题为《中国文学史纲要》的著作，不过，翟理斯建构“中国文学史”的先行之举，亦功不可没。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鲁迅的上述判断，可以推广到“中国文学”之整体。所谓“自来无史”之“史”，是指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文学史”，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文章流别”观念。自古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即有“史”的意识，《文心雕龙》有所谓“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钟嵘《诗品》有所谓“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但传统的文学“史识”不同于现代人文学科的文学史研究，总体而言，传统的中国学者更多是对文学作品作共时性的鉴赏品评，而缺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历史脉络的文学史研究。翟理斯亦谓：“中国本土的学者，对个别的作品进行无穷无尽的批评与赏析，似乎从未构想过任何类似的著作。”
　　在没有先例可供取法的情况下，翟理斯根据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梳理出文学史的架构。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900年间，甄选出两百余位作家及其作品，大体依据西历公元纪年断代，分为如下八章：
　　第一章分封时期（The Feudal Period ）（B.C. 600-200）
　　第二章汉朝（The Han Dynasty）（B.C. 200-A.D. 200）
　　第三章各小朝廷 （Minor Dynasties）（A.D. 200-600）
　　第四章唐朝（The T’ang Dynasty）（A.D.600-900）
　　第五章宋朝 （The Sung Dynasty）（A.D. 900-1200）
　　第六章蒙古人之朝代（The Mongol Dynasty）（A.D. 1200-1368）
　　第七章明朝（The Ming Dynasty）（A.D. 1368-1644）
　　第八章满族人之朝代（The Manchu Dynasty）（A.D. 1644-1900）
　　《中国文学史》第一章自中国充满神话传奇的上古时代讲起，略述中国早期文明与书写历史的源头，其后分节重点介绍孔子与《五经》、《四书》与孟子、先秦诸子、先秦诗歌以及道家与《道德经》。第二章“汉朝”，述及秦朝“始皇”与焚书的历史，介绍了汉朝的诗歌、史传文学与辞书编撰方面的成就，还注意到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并设专节论述。第三章大略对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分为“诗与各体文学”、“经典学问之道”两节。第四章“唐朝”分诗歌、散文两节。第五章“宋朝”除介绍诗歌、散文、史传方面的成就之外，设专节介绍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辞书编撰以及《洗冤录》一书。自第六章开始，分期转以改朝建元的时间为标准，并分别以“蒙古人之朝代”、“满族人之朝代”代称“元朝”、“清朝”。在这三章中，除叙述诗歌及其他各体文学的发展状况之外，还专节论述康乾时期的文化，亦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戏剧、小说的成就以及各种民间通俗文学的状况。
　　全书共448页，篇幅极为有限，对作家作品的介绍都仅是点到即止，且全书疏漏讹误甚多。在每一章内，翟理斯大致按照生卒年代排列作家。在各个作家的名目下，简单介绍相关轶闻并附录翻译作品。这些翻译作品或援引自他的《中国文学瑰宝》（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或转引自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翟理斯之所以选择这种著述体例，是因为“这样使得中国作者，在翻译之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辩自明”（《中国文学史》序言）。
　　按照鲁迅“有史”与“无史”的区分标准，翟理斯的文学史可被看作是中国文学“有史”之先。然而，当面对国内外学界的检验评价时，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显得有些“不入流”。郑振铎在《评Giles 的中国文学史》中说，“Giles 此书实毫无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翟理斯的后学、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的学者卜立德（D.E.Pollard）则认为，该书“由种种翻译片段组成，辅以相当琐碎的、有时无聊的轶闻”，同时，鉴于二十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的发展，“汉学已经细分为各专业学术学科，按照其标准，翟理斯只能算是个业余的”（“H.A.Giles and His Translations”，Rendition,Autumn 1993， p.103）。
　　
　　二
　　
　　所谓“文学史”，既指文学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又是指记录这个过程的文学史著作。就后者而言，文学史是以叙事体的形式具体呈现于读者眼前。在不同的文学史叙事文本之间区分“入流”与“不入流”、“专业”与“业余”，其标准实由外在于文学史文本的一整套现代人文学科机制决定。
　　同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史著作，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学界产生的影响力，远比不上法国人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英国文学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泰纳的文学史，根据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生物/社会进化观点，把种族、环境、时代作为文学艺术发展的三种基本动因，发展出实证主义进化论的文学史观。这种唯科学主义精神追求，正契合了文学史学科体系建立之初以自然科学的体系、价值作为自身标准的强烈诉求，深刻影响了以日本明治时代汉学界为代表的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12年曾谓，“‘近时’传入的贾尔斯（Giles）之《支那文学史》，其‘声价’远不及往时已传入的泰纳之《大英文学史》，是因为法国人学英语易，从而能得其文学之味，而英国人了解中国文学难，从而难究其蕴奥”。此种归因于语言交流的解释，虽未得其要义，但足见翟理斯文学史与泰纳文学史在日本的影响力之差异。
　　中国国内撰写文学史之初，很多著作都受到日本汉学研究的影响。例如国人的第一部题为“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即林传甲1904年为京师大学堂附设优等师范科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后者从地域、人种、风俗等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学，这种分析架构正是源自泰纳的《英国文学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现代教育体制逐步确立，接受新式学堂教育的人口急速增加，对“文学史”教材、论著的需求越来越大。当时初中、高中、大学的国文必修科均包括“文学史”或“文学史略”。在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中，“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的学科规范逐步确立。在这一过程中，泰纳的实证主义进化论理论占居主流。虽然泰纳的文学史观亦受到很多后起学者的批评，但相形之下，翟理斯不以探寻文学发展规律为旨趣的文学史写作方式，被排斥在“中国文学史”学界视野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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