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4期
曲水缘何能赋诗
作者：刘 强
三
如果说，诗人文士们在曲水集会上“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还是一种兴之所致的自然抒发的话，那么后来流衍而成的“三月三日曲水赋诗”现象，便成了一种官方发起的、人为的创作活动，因而带有“应制”色彩。颜延年《应诏燕曲水作诗》注引《水经注》云：“旧乐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为曲水，武帝引流转酌赋诗。”裴子野《宋略》记载此事说：“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文选》卷二○）帝王将相大摆曲水宴，诗人名士争写曲水诗，这种应诏赋诗的情况在整个南朝都很普遍，以致形成了“曲水诗”、“上巳诗”或“三日诗”这样一种独特的诗题。今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曲水诗”约有一百首，而实际的数目应该远不止这些。
由于带有某种例行公事的成分，“曲水赋诗”活动的游戏性质和程序化痕迹均较明显。《世说新语•排调篇》载：“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而“不能者罚酒”早已在兰亭集会上出现。王羲之《临河序》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世说新语•企羡》刘注引）在作诗过程中，大家分行而坐，很像今天学校的考试。如果作弊，甚至有免官乃至坐牢的危险。沈约《俗说》里就有这么一则故事：
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于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王怪，收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太平御览》二四九引）
不仅写作的外部情况如此，就是诗作的题材、意象、词藻和主题等，也都带有程序化的因素，读来难免千篇一律，鲜有新意。比如，诗歌多有“兰觞”、“蕙肴”、“绛枣”、“素卵”、“玄醪”、“醉鱼”等意象，一看就知道是曲水诗。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为一种“公宴诗”，大部分曲水诗题材雷同，为文造情，有的甚至沦为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如《文选》归入“公宴”类的颜延之四言诗《应诏燕曲水作诗》）。但这类诗又与一般公宴诗不同，因为特定的时令（春三月）和特定的环境（曲水边），曲水诗在摹山范水、写景状物方面，确有可取之处。如西晋张华《上巳篇》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清节中季春，姑洗通滞塞。玉辂扶渌池，临川荡苛慝。”潘尼《三日洛水诗》：“朱轩荫兰皋，翠幕映洛湄；沉钩出比目，举戈落双飞。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这些写景的诗句，读来颇有几分山水诗的味道。被钟嵘称为“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他的《洛禊赋》更是笔触繁复，情景交融。而张协的诗歌，则为后来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所取法（参见钟嵘《诗品•上品》评谢灵运语）。而且，谢灵运也写过《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等曲水诗，与他齐名的颜延之更是此类应制诗的行家里手，他写的曲水诗约有十首以上。
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这句话历来被作为山水诗摆脱玄言诗而自立的明证。作为对时代风气和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这种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玄言诗和山水诗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一种诗体或诗型。既是题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再则，老庄思想和自然山水本就是一个事物的内外两面，是主（意识）、客（存在）观意义上的有机整体，更不能强分轩轾。从某种意义上说，玄言诗本来就是诗人文士“以玄对山水”（《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孙绰《庾亮碑文》）的产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的原因。通过对曲水诗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玄风独振的两晋诗坛，以反映岁时景物为主的曲水诗，反而成了摆脱玄言束缚的一个隐蔽信道，尽管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有些曲水诗往往也会带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面孔。
东晋王羲之在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发起的著名的“兰亭集会”，请来的四十一位名流雅士，不少就是所谓玄言诗人，可以说是一次玄言诗会。王羲之的两首《兰亭诗》所说的“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本身就是玄言诗。这说明，曲水赋诗活动原本就与玄言诗的创作有直接关系。耐人寻味的是，最著名的玄言诗人如孙绰，他所作的《兰亭诗》二首，竟然是纯粹的写景诗而较少玄言味。其中一首五言诗如下：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
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
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
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他的另一首《三月三日诗》（四言），也是如此。所以，尽管“曲水诗”大部分是公宴时所创作，但有的却可以当作山水诗来读。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就被《文选》归入“游览”一类。而同样被《文选》收录的沈约《三月三日率而成篇》诗，已经是一首成熟的山水诗了。
当然，我们无意抬高曲水诗的诗学价值，但对曲水诗这样一种诗歌题材，也的确需要从民俗学之外的角度加以审视。从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角度看，由于“登高”和“临水”都是创作主体亲近自然、观照自然、融入自然的有意识的艺术活动，所以它们对后来的山水诗的影响，不容低估。
四
上文说过，曲水赋诗现象源于上古的巫祝习俗，与生殖崇拜乃至水崇拜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从民俗学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文化追溯。现在，我们可以把话题展开：当曲水赋诗由特定礼俗演变为日常的创作场景时，其间有着怎样的文化心理基因？对水的咏叹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它的哲学依托何在？我们先来看沈约《俗说》里的一则记载：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谢益寿见诗笑曰：“青溪之曲，复何穷尽？”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曲水”与“赋诗”已经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体，对文人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绝非仅从“三月三”这一特定岁时习俗那里就可以找到全部解释。换句话说，曲水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它对文人创作心理的影响是永恒的，不必定在上巳节才心血来潮。事实上，无论从哲学上还是文学上说，“水”都是一个带有“元素”意义的命题或母题。
作为“五行”之一的水，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管子•水地篇》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生物之宗室也。”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大一生水》古佚文也说：“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成岁而止。”这种将水视为宇宙生成之原动力的看法，是一种今天看来都很高级的智能，反映了初民对水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先秦哲学家还将水人格化——所谓“君子比德于水”——并赋予很高的道德伦理内涵。连“水利”一词，也是对水的作用的辨证关系——“水之为利害也”——深刻认识的产物（李云峰《水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精华》，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古代思想家对“水”的这些哲学阐释，为我们理解远古初民的水崇拜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在文学史上，对水的咏叹与描摹也是其来有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注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国文学的“叹逝”主题由此而生。陆机《叹逝赋》开篇即发此咏叹：“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孔子还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于是，“君子见大水必观”（刘向《说苑•杂言》）。这种“君子见大水必观”的思想意识，实在是“咏水”文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生动注脚。
“叹逝”主题之外，流水的逶迤远逝还极易激起乡关之思，因而又与“乡愁”主题发生联系。屈原《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有“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李善注曰：“言己牵于时役，未果言归，临流念乡，已给莫从之怨，而以侍宴暂欢之志，重叹飞蓬之远也。”（《文选》卷二○）这里，“临流念乡”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主题。
由于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人精神世界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我国古代与水相关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就相当之多。有“水赋”（如王粲、曹丕有《浮淮赋》，东晋王彪之有《水赋》）、“水赞”（郭璞有《释水赞》，戴逵、庾肃之有《水赞》）以及各种题目的“咏水诗”，更不用说还有洋洋洒洒一部《水经》。“曲水诗”的流行放在这一背景下，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非偶然。“曲水赋诗”现象从公宴到日常——如上引“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的演变，其实是传统“咏水”主题洗尽铅华的再度复归，是小小的支流汇入了大海。只是，这一复归参杂了更多岁时文化的因素，比如“曲水”二字和“三月三”的节气渐渐凝固成为一种诗题。尽管如此，“咏水”文学的“叹逝”、“怀乡”主题还是在“曲水赋诗”活动中被强调。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正是在“叹逝”的情怀中注入了一份晋人特有的达观。
六朝以后，“三月三日曲水赋诗”依然是文人的雅好。像沈约那样在“三月三日率而成篇”的大有人在。在岁时文化十分发达和成熟的唐代，这一活动在文人间更为流行，曲水诗便也脱离了公宴背景而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
总之，“曲水赋诗”现象有着丰富的文化蕴含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它揭示了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于艺术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通过民俗等外部文化机制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题材的规定性，曲水诗对自然环境和岁时景物的细致描摹，较早地展现出后来的山水诗的某些品质。尽管这一类诗歌带有明显的应酬色彩，因而难以产生杰出的作品，但作为“诗可以群”的一个“活标本”，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生态及文人创作心态的双重影响，还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作者单位：上海同济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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