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4期
“东门之杨”话陈王
作者：李治中
一
曹植封陈是在其屡遭转徙之后。黄初二年（221），魏文帝曹丕将曹植由临淄侯“改封甄城侯。三年，立为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今河南省杞县）王”。魏明帝曹叡即位，“太和元年（227），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三年，徙封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魏志•陈思王植传》）。曹植的《迁都赋序》写于其将赴东阿之时，其中有诗“而末将适于东阿”为证，诗中描述连续迁址的生活景况，“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值得一提的是，曹植前后徙封雍丘共五年，虽说“居业向定”，“然桑田无业，右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转封东阿王谢表》）。其间亦有《杂诗•转篷离本根》称：“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黄初与太和的十多年间，曹植的封地转徙多处，使他备受颠沛流离之苦，他在《吁嗟篇》中以“转篷”自况：“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表达他居无定所的忧愤，甚至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
事实上，见于雍丘恶劣的生存环境，太和三年徙封相对富庶的东阿，是曹植生活景况得以改善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是曹叡对曹植摒弃偏见的一个重要转折。围绕此次迁址，曹植专门写了《转封东阿王谢表》，其中谈及曹叡所下诏书：“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阿，当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可以看出，此诏虽托卞太后之意，但殷勤体贴溢于言表。如今看来，曹叡转变对曹植的态度，似与太和二年曹植上的《求自试表》有关，文中谈到“虚荷上位而忝重录，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又云“而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他言之凿凿，表达为国分忧、建功立业的素志，终日期盼为明帝试用。同年六月，明帝诏“尊儒贵学”，九月，大司马曹休薨。曹叡以经学取士，并拘牵于时事，感念曹氏宗亲，也可视为其对曹植转变态度的动因。然而，寻求试用却毫无音讯，直到次年徙封东阿，曹植才丢掉幻想，在《转封东阿王谢表》中不无牢骚地说：“若陛下念臣入从五年之勤，少见佐助，此枯木生华，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饥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谓矣！”其中“五年之勤”即指曹植前后徙封雍丘的五年时间。有文献记载，东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阿缟（东阿产白色丝绸）、阿胶（东阿产驴皮胶）早在春秋时已名冠齐鲁。因此，曹植徙封东阿，称其“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由于对曹叡心存感激之情，亦称“圣朝愍之，故封此县”（《社颂序》）。事实表明，他藩居东阿，过了两年相对平静的日子，他鼓励农桑，礼贤下士，沉迷于境内鱼山的风景，“喟然有终焉之心”（《魏志•陈思王植传》）。太和六年，曹植被徙封为陈王，此次封迁多有记载，《魏志•陈思王植传》称“二月，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魏志•明帝纪》称“春二月，诏曰：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改封陈王谢恩章》称“茅土既优，爵赏必重”。由此可见，曹植徙封至陈，由县王晋封郡王，并受到了更多的优待。
二
尽管如此，曹植与曹叡之间的君臣芥蒂却始终未能消除，原因可追溯至曹丕在位的黄初时期。胡适先生认为：“大概他同曹丕俱负盛名，曹丕做了皇帝，他颇受猜忌，经过不少的忧患，故他的诗歌往往依托乐府旧曲，借题发泄他的忧思。”其中所谓“忧患”，主要指黄初年间的两件事，其一，“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魏志•陈思王植传》）。曹植诗《责躬》中“傲我皇使，犯我朝仪”即指此事。所谓“监国谒者”，是指朝廷派往诸侯国用以监视诸侯行动的官员。其二，曹植文《黄初六年令》云：“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防辅吏为侯国之官，仓辑为曹植的属吏。以曹植诗文观之，前者似确有其事，后者则子虚乌有，《黄初六年令》亦云：“机等吹毛求瑕，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令乃文体一种，指皇后、太子、诸侯发布的文告，曹植使用令表白心迹，足见其内心的坦荡。其实，检视曹植黄初年间获罪，均为在生活细部不慎所致，与曹植为人坦诚、个性率真有关，与朝政得失并无大碍。再者，汉末至魏明帝太和年间，感于时代乱离，倡导经学的统治思想仍为朝廷惯用伎俩，具体而言，“是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神话都归纳到‘六经’的旗帜之下，使得孔子真成个教主，‘六经’真成个天书，借此维持皇帝的位子”。比如曹丕在黄初二年，“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魏志•文帝纪》）。又如曹叡在太和二年诏曰：“尊儒贵学，五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赦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魏志•明帝纪》）在这个意义上，朝廷由兴王道进而讲求“忠恕”，不会仅因生活枝节而埋没人才，曹植备受“猜忌”，主要原因除其在文学上耀眼的才华之外，恐怕还是建安时期与曹丕的争储，以及后来曹丕与曹叡对他顺理成章的提防。
对于徙封于陈，曹植写了《改封陈王谢恩章》，其中称“非臣虚浅，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报答”。这大概是他的真实心情，因为事过不久，他上《自试表》，结合“淮南尚有山鼠之贼，吴会犹有潜江之虏”的国家实情，又向曹叡提及为国出力的志向，称“使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据记载，“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魏志•蒋济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曹植时刻关注着国家的政治动向，针对这件事，他向曹叡上《谏伐辽东表》，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称“得其地不足以偿中国之费，虏其民不足以补三军之失”，且“东有待衅之吴，西有伺隙之蜀”，力阻讨伐辽东太守公孙渊，该篇系《曹植集校注》所收录曹植的最后一篇文章。
三
淮阳是先秦陈国所在地，《诗经•陈风》之《东门之杨》云：“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皙皙。”在先秦时期，诗中“明星”用来专指启明星，诗人以陈城东门的白杨自况，与情人约好在黄昏见面，可是直等到黎明时启明星从东方升起，诗人终夜不见情人来会的焦灼心情跃然纸上。该诗写男女约会不谐，可用以指称曹植君臣不遇。在后人看来，曹植是以诗文成名，恰如钟嵘《诗品》认为：“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但是曹植似乎并不看重自己的诗文创作，他认为：“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与杨德祖书》）该文写于建安二十一年（216），时值与曹丕争储之时，直至生命最后一年，即太和六年，曹植还在《自试表》中坚持“使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的初衷。因此，要求为国立功而名垂青史，是曹植生前夙愿，然而最终他也不被曹叡重用。
在曹植君臣芥蒂的意义上，《东门之杨》也可刺国之不祥。明代李梦阳为曹植诗作序云：“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予于是知魏之不兢矣！”（《曹植集校注•附录二》）因晋代魏而立，曹植生前遭提防而不被使用，是曹丕及曹叡政权的极大失误，使人扼腕叹息。据记载，当时诸王“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骋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藩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曹植感于朝廷对待诸王的苛刻，在太和五年写了《求通亲亲表》，并得到曹叡的认同，放松了对宗室诸侯的看管，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曹氏宗亲的力量，使司马氏家族在魏后期一时投鼠忌器。太和四年，曹叡升司马懿为大将军，命令他与大司马曹真一起攻打西蜀，随着司马懿权力的加强，已经隐现着篡夺政权的迹象。曹植感于时事，忧心如焚，次年写《陈审举表》，不顾自身安危，坦言道：“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并进一步提醒曹叡道：“今反公族疏而异族亲，臣窃惑焉！”曹植形同禁锢，但仍能看出曹魏政权的潜在危机，通过这两篇文章，曹植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
同样在陈城之东，今淮阳县城东南1.5公里张庄村北，有五座突兀的土丘，其中一座就是曹植的陵墓，周遭白杨簌簌，若有神思。太和六年，曹植由于“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魏志•陈思王植传》），薄葬于此，谥号曰“思”。次年，由其子曹志迁葬东阿鱼山，但此处仍留有衣冠，人们称之为思陵冢。如《大清一统志》说：“三国魏曹植墓，在淮宁县南三里。”民国五年（1916）《淮阳县志》记载：“曹植墓，在城南三里。”此处留有文人墨客众多的悼念诗篇，其中南朝梁代庾肩吾诗《经陈思王墓》，结合曹植的生平而感同身受，写得凄婉动人，故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公子独忧生，邱垅擅余名。
采樵枯树尽，犁田荒遂平。
宁追宴平乐，讵想谒承明。
旦余来锡命，兼言事结成。
飘遥何朔远，飐飚飓风鸣。
雁与云俱阵，涉将蓬共惊。
枯桑落古社，寒鸟归孤城。
陇水哀茄曲，渔阳惨鼓声。
离家来远客，安得不伤情。
（作者单位：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