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4期
从“东南半壁”谈南、北《拜月亭》剧的关系
作者：巨传友
明代人王骥德在《曲律》中说：“汉卿所谓《拜月亭》系是北剧，或君美演作南戏，遂仍其名不更易耳。”（王骥德《曲律》）近代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亦称：“元人南戏，推《拜月》、《琵琶》……然《拜月》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但变其体制耳。”（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其后吴梅也持此种观点（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都以为南戏《拜月亭》是根据关汉卿的同名杂剧改编的。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俞为民师《南戏〈拜月亭〉考论》（《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一文从《拜月亭》情节的删改、剧作描写的故事背景、女主人公的姓氏变化等方面，对南、北《拜月亭》的关系作了考述，认为关汉卿的《拜月亭》杂剧是根据南戏改编的。到底杂剧《拜月亭》与南戏《拜月亭》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本文即从剧本的台词曲文谈起，略述管见。
南戏《虎狼扰乱》一出，番将自述云：
自家北番一个虎狼军将是也，只因大金天子，俺这里三年一小进，五年一大进，十年一总进，今经一十五年，并无一丝儿回答，俺主大怒，着俺起兵前去，打夺州城，占据粮草。
曲文中番王所说的“三年一小进，五年一大进，十年一总进”的白文，从历史上看，实际是南宋向金进贡“岁币”的情况，虽然南戏曲文中改为“大金天子”向元朝进贡，但是在历史上却是宋、金之间的史实。在该出结束时，下场词总结道：
头戴金盔挽玉鞭，驱兵领将几千员。金朝那解番狼将，血溅东南半壁天。
宋金时期，金朝占据的是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带，南宋则偏安于东南半壁江山，直到公元1234年金灭亡为止，南宋始终占据着东南一带。元人陈栎在《历朝通略》卷四论南宋时云：“然犹能植立东南半壁之天下于数世者，则以二三名相名将之功与夫祖宗之深仁未泯天命人心之未变也。”即以“东南半壁”来指称南宋。南宋末词人汪元量《越州歌二十首》其二云：“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水云集》卷一）描写了南宋灭亡，君臣皆被俘虏押往北方的情形。又有《水龙吟•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词怀念故国，其下阕云：“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凉酸楚。粉阵红围，夜深人静，谁宾谁主。对渔灯一点，羁愁一搦，谱琴中语。”（汪元量《湖山类稿》卷五）汪元量也是用“东南半壁”来代指南宋。可见从历史的实际来看，金朝无论如何不可能被称作“东南半壁”。
另外，俞为民师《南戏〈拜月亭〉考论》一文也指出世德堂本的曲文和念白中还保留了“叵南朝好生无理，欺负咱。每往时三年一小进贡，五年一度大进贡，如今不来进贡，是何道理”之类言语。现在我们常说的“南朝”是指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即指此也。而在宋朝与金、辽对峙时期，金、辽也称宋为“南朝”。《宋史》中此类例子颇多，如大臣任伯雨曾说：“臣闻北使言，去年辽主方食，闻中国黜惇，放箸而起称甚善者再，谓‘南朝错用此人’。”（《宋史》卷三四五）金朝大将兀术带兵攻宋，“兀术至城下责诸将丧师，众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宋史》卷三六六）。可见在金国和辽国，上至君主，下至普通士兵都用“南朝”来称呼宋朝，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史书中却从未见到用“南朝”来指金国的现象。
关汉卿的杂剧《拜月亭》是一部非常成熟的作品，其中已经完全把故事背景改作金、元两国的斗争，如果南戏由杂剧改编而来的话，在杂剧原有故事背景的规范下，改编者不可能在台词中出现“东南半壁”、“南朝”这种明显的错误。台词中之所以会存在这种错误，一种可能就是在现存的杂剧和南戏剧本之前，必有一部讲述蒋世隆与王瑞兰故事的原创作品（可能是戏曲、话本，也可能是艺人口头讲说的故事），所讲的确实是宋、金之间的故事。元代南戏的改编者在根据“旧本”进行改编时，没有删去或改掉这一原有的台词，所以无论汲古阁本还是世德堂本都不同程度地残留了原作旧本的痕迹。同时，世德堂本中没有出现蒙古语，而其他一些明刊本中则已加入蒙古语。虽然汲古阁等版本加入了“把都儿”、“铁里温都哈喇”等许多蒙古语，使情节更符合元朝攻打金朝的历史事实，但是仍然存留了“血溅东南半壁天”这样反映宋、金对立的台词。由此可见，南戏《拜月亭》不可能是从关汉卿的杂剧改编而来的，它应当承自一部以宋、金对立为故事背景的旧本原创作品。
从剧情结构及曲文的雅俗情况来看，杂剧《拜月亭》应当是蒋世隆与王瑞兰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情节为人们所熟知的情况下改编产生的，本故事绝非关汉卿原创，南戏《拜月亭》没有蹈袭关剧的必然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说：“《拜月》之先，已有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王实甫《才子佳人拜月亭》二剧。”关汉卿与王实甫为同时代人，二人各有一《拜月亭》剧本，可知二人并非合作共创此故事，而是根据原有的蒋、王爱情故事各自进行改编。其次，杂剧《拜月亭》现存元刊本不分楔子与折数，科白极为简略。明人虽然将其分为四折一楔子，但是科白并无变化，依旧简略。全剧中只有王瑞兰这一人物唱、白，其他人皆无，他们的出场仅以“末、小旦云了”之类的简单舞台提示带过。蒋世隆被称作“正末”或“末”，瑞莲称作“小旦”，王尚书称作“孤”，陀满兴福称作“外”或“外末”，这些人没有名字仅标以角色名。从杂剧剧本的这一处理方式来看，说明关汉卿在改变《拜月亭》杂剧时，拜月亭故事（剧本或话本）已经广为流传，其故事情节已为观众所熟知，即使将其他人物的情节用舞台提示带过也不会影响观众的理解。
王国维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至《元刊杂剧三十种》，则有曲无白者诚多……恐坊间刊刻时，删去其白，如今日坊刊脚本然。盖白人人皆知，而曲则听者不能尽解。此种刊本，当为供观剧者之便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将原因归于书坊刊刻时的删减之说是否确切我们姑且不论，但王氏提出该类剧本为供观众阅读之用的看法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民间的文学往往经过文人的加工完成其文学地位的确立，这一文人化的过程往往又伴随着由俗到雅的过程。从元刊本《拜月亭》杂剧的曲文来看，它已具有明显的文人化特点。杂剧是一种以唱为主要表演方式的舞台艺术，并且每折只限一人唱。而《拜月亭》一剧中则始终是正旦王瑞兰在唱，其侧重点在唱曲的音乐形式，注重观众对音乐的享受。所以这种剧本适合歌伎在青楼中演唱，可以由一个歌伎从头唱到尾，而文人们可以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伎的动作、唱词、容貌，而对故事的冲突及其他角色并不太在意。因而王国维说此种刊本是给观剧者所用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这些观剧者多是文人，他们能够阅读剧本，能够品评文辞的优劣，他们欣赏的是歌伎的唱腔，追求的是听曲的享受，而不是看热闹。蒋世隆与王瑞兰的故事本起源于民间，流传于说唱艺人之口，“俗”是它的一大特点。南戏本是兴起于民间的地方戏，它的观众是温州一带的老百姓，这些人大多数是文化水平相当低的普通居民，俚俗、滑稽的科白，热闹的情节正是他们所喜欢的，符合他们欣赏趣味的要求。所以，南戏在接受“拜月亭”故事时显得更为自然和容易，不需要在唱词和对白上作太大的修改，因而也就更能保存故事的本来面目。吴梅《中国戏曲概论》谈到南戏《拜月亭》（《幽闺记》）时批评说：“如《旅昏》、《请医》诸出，科白鄙俚，闻之喷饭，而嗜痂者反以为美，于是剧场恶诨，日多一日。此嘉隆间梅禹金、梁少白辈作剧，所以用骈句入科白，亟革此鄙习也。” 无论吴梅还是明代的梅禹金、梁少白，他们都是文人，他们对科白的“鄙俗”之词当然不满。所以梅、梁等人才企图将之雅化，减少俗的色彩，以符合文人的要求。由此可见，《拜月亭》故事在民间流传时曾经是非常俚俗的，当时的老百姓对其非常喜爱，后来一些文人作家对其进行改造使之雅化，经历了由俗到雅的过程。
从现存的南戏《拜月亭》和杂剧《拜月亭》剧本来看，无论在曲文还是科白上，关汉卿的杂剧都要显得更雅一些。即便从审美的角度看，关剧也更适合于文人欣赏。所以，南戏《拜月亭》没有从关汉卿杂剧改编而来的必然性。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将南戏与杂剧《拜月亭》的戏文作了比较，指出二者的许多相似之处，认为南戏《拜月亭》之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杂剧。其实，二者之间的相似处只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改编或借鉴的关系，而不能说明谁先谁后。王国维在《拜月亭》所见诸版本的基础上认为杂剧先于南戏，所以说南戏是由关汉卿杂剧改编而来，而没有从具体的戏文中再作进一步考证。现存的杂剧《拜月亭》和南戏《拜月亭》之间的相近可能是一方蹈袭另一方的结果，也可能是流传中相互借鉴的结果。
由上我们可以推断，南戏《拜月亭》不可能改编自关汉卿的杂剧，二者可能分别承自以宋、金斗争为背景的民间“旧本”，也可能是杂剧《拜月亭》改编自南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