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5期
韩愈集注本概述
作者：杨国安
魏本韩集号称“五百家注”，自然有着很强的商业广告色彩，作为一个书商的商业行为，魏本韩集并不足以反映宋代韩学的全貌，但同时它也确实是宋代韩学的渊薮。但魏本在校勘上却是较为薄弱的，它虽吸收了赵德《文录》本、欧本、石本和常见各本的优点，但对于最能够体现宋代韩集校勘水平的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和朱熹的《韩文考异》，则基本上没有采用，这在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是尤其无法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的。校勘上的这种先天不足，是它后来被王伯大本、世彩堂本韩集取而代之的重要原因。
随着“庆元党禁”的解禁，特别是嘉定更化之后，程朱理学已成为学术主流，朱熹的地位日渐上升，“朱熹的《韩文考异》遂大行于世，甚至驾《举正》而越之，风靡一时。但《举正》曾附方崧卿本人在南安军任职时所刻的韩文流行，而《考异》代之以后，一时间却无与它配套的韩集。于是，宝庆三年（1227），在南剑州任通判的王伯大遂取单行的《考异》，将其逐条散入韩集相应的正文之下，刊印以行。王伯大所据之韩文底本，谓为州中旧有之板，据其序中所言“此本有集注，有补注，章析句释，—一明白。”又其卷首所列诸儒姓氏，有樊汝霖、孙汝听、祝充、韩醇等诸家注。据此，王伯大所用底本有可能就是魏仲举《五百家注》本。但其取诸家之注，多于题注之下，正文中所采较少，远不及魏本详密。王伯大本人又参考前人所为，作音释附于每卷之后。后来麻沙刻本在翻刻时，更将王伯大所为音释亦散入正文之下。王编本刻行以后，在宋代以后屡经翻刻，传本至多，所以清代的顾嗣立说：“是书一出，而魏注遂废。”（《昌黎先生诗集注》卷首凡例）
但事实上，王本的价值主要是依附在朱熹《考异》之上的，如果说到注释，无论是此前的魏本还是以后的廖本，所提供的材料都要比它丰富得多。所以，当明代东雅堂将廖本翻刻之后，在清代居于主流地位的韩集就变为廖本了，“明东吴徐氏东雅堂韩集，藏书者家置一编”（方成珪《韩集笺正》卷首自序）。清代的两种重要的韩学著作陈景云的《韩集点勘》和方成珪的《韩集笺正》，都是以廖本为主要对象，纠缪补遗，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完善的读本的。直到今天，廖本都是最为通行的本子。
廖本之能够取得最后的主导地位，不是偶然的。在宋代最后出现的魏、王、廖三个集注本中，魏本较为广泛地保存了宋代几个重要的韩集注本和丰富的注释、评论材料，但其对于一般读者或许过于繁复，而且，它在校勘方面对方、朱二校的忽视也不合于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王本虽独尊朱注，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普通受众对权威的尊崇心理，但它在注解方面却很单薄，相对于宋代丰富的韩集注释、评论成果，王本也是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的。而廖本虽然也有种种的不足，但它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度。清代韩学家方成珪在谈到此问题时说，魏本“未免失之太繁”，王本“稍有笺疏，不为赅备”，“惟此本录《考异》之文，节取魏本各注，易于循览耳”（《韩集笺正》卷首自序）。在一定层面上，解释了清代此本大行的原因。
但实际上廖本的命运也是颇为坎坷的。直到明代东雅堂徐氏将其翻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寂寞无闻。东雅堂在翻刻时，也有意地削去了原刻的板记，讳去了编者的姓名。所以当清代韩学复兴之初，包括一些重要的韩学专家，并不知廖莹中世彩堂为何物。如顾嗣立在谈及廖本时就说：“后复有某氏者，仿朱子《离骚集注》例，悉削去诸家姓氏，汇辑群说，自为一书。其所增益颇多，即今所传明季东雅堂徐氏翻刻本也。玩其词气，大约出自朱子弟子之手。而其人不传，良可惋惜。”（《昌黎先生诗集注》卷首凡例）而清初另一重要韩学家、著有《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的方世举和刊行《编年笺注》的卢见曾，也是只知道东雅堂，不知道世彩堂。直到陈景云《韩集点勘》才将此书始末道破。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中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就使得对廖本编排处理上的批评和对其道德上的贬斥错杂在了一起。
廖莹中（？—1275），字群玉，号药洲，邵武人。登进士第。曾为贾似道门客。度宗时，似道擅权，政事多决于莹中。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革职放逐，廖莹中相随不舍，自杀死。廖莹中曾翻刻法帖多种，其所刻诸经史著作和韩、柳集，校雠、刻印、纸墨皆极精美，即宋刻中亦为难得之珍本。
廖本韩集刻于度宗咸淳六年（1270）。关于此书编排的宗旨，廖氏在凡例中有所说明，谓：“是集庆元间魏仲举刊《五百家注》，引洪兴祖、樊汝霖、孙汝听、韩醇、刘崧、祝充、蔡元定诸家注文，未免冗复。而方崧卿《举正》、朱子校本《考异》却未附入，读者病之。今以朱子校本《考异》为主，而删取诸家要语附注其下。庶读是书者，开卷晓然。”（世彩堂本韩集卷首凡例）这段话其实是有问题的，在五百家注所引诸家中，他特别提出了洪、樊、孙、韩、刘、祝、蔡七家，这成为后世在谈到五百家注时惯常举的七家，而如果认真加以研究，可以发现，魏本引刘崧注不多，魏本中所称的“补注”是否出自蔡元定之手也有疑问。但这并不影响其意图的表达，可以看出，廖氏是以魏本之繁杂和未能充分参考《考异》为憾的。而他所进行的主要工作，主要也在于这两个方面。
在前一个方面，他的做法与王伯大相同，采用了简单化的处理，即直接将朱熹《考异》原文散入正文之下。除《考异》和《考异》所引之《举正》外，它本概无所取；对于文中异文，也基本上如朱熹的处理，一律用“或”字标示，而不注明异文出处。但它对《考异》也偶尔有所删节，删去内容主要是一些多余的议论。如卷一《感二鸟赋》中“光耀如此”句下，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一句，方崧卿校从阁本、《唐文粹》，删掉了此句，《考异》从之，而后面有大段议论，谓方本从阁本、《文粹》删去此句，颇有“为贤者讳”之意；又谓此句“恐或公所自刊，故且从方本云”。在廖氏看来，最终既从方本，则前面一段出于猜测之议论就没有必要了，故予刊略。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按照我们的理解，《举正》和《考异》是各有长处的，《考异》虽有其议论宏通的一面，但在版本的收集、源流的考辨上，是无法与《举正》相提并论的。廖氏尽管也提到了《举正》，但他显然没有直接利用《举正》，其中所引《举正》全部转引自《考异》，这不仅在其凡例中可以看出，在正文的校勘中也可窥见一斑。如韩集卷七《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土》中“叹息岁将淹”一句，方校云：“淹当作为殗。殗，残也，没也；淹，延之意。不可通用。”（《韩集举正》卷三）《考异》在引录这段话时，脱“没也”二字，而世彩堂本韩集亦不参考原文，径将《考异》文字引入。对《考异》的推重，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即随着朱熹四书学的盛行，朱熹本人已开始被神圣化。所以廖本在校勘方面的做法虽然极为简单，由于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的指责却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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