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6期
从《讲义》到《大纲》
作者：周兴陆
1931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1932年秋间，重加以订补，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行删正，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第三稿。1937年的秋天开始排印。
第三稿只印了一半，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西迁，第三稿的下半部丢失了。最后承叶圣陶先生的资助，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由开明书店出版，就是这部《大纲》。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见到《大纲》的初稿和第二稿，对朱先生如何“订补”、“删正”，也就不得而知了。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看到朱东润先生题赠“东启兄”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为国立武汉大学排印本。这部《讲义》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稿。在《目录》下有一段题记，说：
二十年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次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次年续编至清末止。略举诸家，率以时次，或有派别相属、论题独殊者，亦间加排比，不尽亦时代限也。凡七十五篇。
这段题记所言，与上面的《自序》正相符合。从中可以看出，最初编撰的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的初稿，第二年又继续编撰至清末为止，这就是第二稿。上图藏的这部《讲义》第二稿，虽然没有出版时间，但是据《自序》所言，应该是1933年出版的。
据《大纲》的自序所言，《大纲》是“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而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部第二稿的铅印本，把两者相对照，就可以发现，《大纲》哪些部分是第三稿，哪些部分是第二稿了。第三稿是对第二稿“再行删正”而成的，那么我们通过对照，就会弄清楚朱先生是如何对第二稿进行修改删正了。从1932年到1936年，是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是思想文化界剧烈变动的时期，朱东润先生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呢？通过对《讲义》与《大纲》的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什么。抱着这种想法，我花了一些工夫把《讲义》和《大纲》进行对照比较，梳理出朱东润先生在1932年至1936年间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些思想演变。
《大纲》为76节，《讲义》为75节，从第42节《高棅》开始一直到清末，《大纲》的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显然，《大纲》是由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并合”第二稿的明清部分而组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把《大纲》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加以对照比较，就可以看出1936年朱先生“再行删正”的具体情况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讲义》常引述西人理论，作中西比较；《大纲》予以删除，并强调民族精神。
引介西洋理论并据此阐释中国文学是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普遍盛行的学术风气。陈中凡先生1927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大量引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并常据此立论评判中国文学理论。郭绍虞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就是依据美国学者莫尔顿的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体的演变。朱东润先生写于30年代初的《讲义》，亦是如此，凭借对西洋文学理论的熟稔，他有时引用国外理论，如在《讲义》的《绪论》里，就有两大段英国文学批评家高斯（edmund gosse）所谓“批评一语出自希腊语裁判之字”，“亚里士多德殆为文学批评之始祖”云云，并称其“论极持平”，同时还引证森世保列著文学批评史的例子。这些在《大纲》里都被删去，仅保留英人高斯的一小段话。《讲义》中还有一些据西洋理论以立论和进行中西比较的断论，《大纲》则或予修改，或径直删去。如：
《讲义·绪论》第一段论“文学批评一语，古无定名”后有一句：“大率近人分类虽视古益精，而文学批评一语之成立，翻待至与西洋文学接触而后。”这一句，《大纲》已删去。
《讲义·第四·汉代之文学批评》论司马迁云：“《史记·屈原传》论离骚，推赜索隐，无愧于后世印象派之论者。”《大纲》改为“推赜索隐，直抒作者之情意于纸上”。《讲义·第四十·贯云石、周德清、乔吉》有这样一段话：“法国有大戏曲家大仲马者，一曰其子以戏曲作法之秘诀叩之，大仲马曰：‘易耳。戏剧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简短，而中间富于兴趣耳。’其言与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有可以互相证明者。”《大纲》把这段话删去。
这几处的修改，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着朱先生自己的思考。我想这种修改大约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朱先生反思“以西释中”的学术模式，抛弃了过去那种引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理论的学术思路，而注重于发掘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二是在外患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朱先生爱国情绪更加激越，这种爱国情绪在学术上则表现为不愿意仰洋人之鼻息。实际上，朱先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绪在《大纲》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大纲·绪言》第二段，他发表了“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的议论，这段文字在《讲义》里是没有的。《大纲·第二·古代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诸家》首段“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的大段议论，《讲义》中也是没有的。这不是爱国情怀的寄寓吗？不是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亲和感的流露吗？《讲义》中没有论及陆游的文学批评，《大纲》则给予相当的篇幅作补充，或许也不无深意吧。
《大纲》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在内容上也有一些变化：《讲义·第三十八·王铚、谢汲》是论王铚《四六话》和谢汲《四六谈麈》的。《大纲》把整节删去，同时补充了“《诗》三百五篇及《诗序》”和“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两节，那是因为朱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研究了《诗经》学，撰著过《读诗四论》。《大纲》还补充了《第十九·初唐及盛唐时代之诗论》，这一节是《讲义》所没有的。在这一节里，朱先生提出唐代诗论家“大都可分两派：一、为艺术而艺术，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二、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并继续阐发说：
大抵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者，其论或发于唐代声华文物最盛之时，如殷璠是；或发于战事初定、人心向治之时，如高仲武是；或发于乱离既久、忘怀现实之时，如司空图是。惟有在天下大乱之际，则感怀怅触，哀弦独奏而为人生而艺术之论起：元结于天宝之乱，故有《箧中集序》；元白在元和间，目睹藩镇割据，国事日非，故有论诗二书。
这一论断是《讲义》所没有的，是朱先生在1936年删正时撰写的。这一方面是用当时较为流行的文学理论来烛照和梳理唐代文论，另一方面从时代盛衰治乱来立论，也寄寓了朱先生对现实社会的关切。
和《讲义》相比，《大纲》立论更平妥、严谨。《讲义》中有一段比较刘勰和钟嵘的文字，说：
嵘总论诗义有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其言极泛。《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较为亲切。
这段批评钟嵘其言极泛，称赞刘勰其言较为亲切的话，是不够妥当的。钟嵘的诗学观念要比刘勰进步。后来《大纲》中将这段话改为：
《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略涉藩篱，未加深论。仲伟《诗品》总论诗义，始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此则学有专攻，立论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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