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
浅析谢灵运的“狂傲”
作者：高建军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人几乎没有不受过迫害的。在封建王朝的所谓“盛世”时期，文人的日子还相对好过一些，而在王朝更迭频繁和大分裂的时代，文人则命如草芥。他们终日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即使这样，也很少有人能幸免被祸；至于那些锋芒毕露性情亢直，不知韬光养晦深自保全的人，比如谢灵运，则早早地被卷入王朝政治的“绞肉机”中吞噬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单被杀的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弥衡、孔融、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刘琨、郭璞、鲍照、谢脁等等。谢灵运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但这几百年中，也有两个大诗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巧妙地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周旋，最终“苟全性命于乱世”，得尽天年。这两个人是阮籍和陶渊明。这两个人的全身免祸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隐”。但也有不同，阮籍是隐于朝堂，陶渊明则是隐于山林。与阮籍和陶渊明相比，谢灵运则与朝堂和山林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频繁地穿梭于二者之间，时而朝堂，时而山林。所以他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他心存魏阙，但魏阙不接纳他；他无意于江湖，可是他除此之外又没有地方可去。他不像陶渊明彻底，死心塌地地老死“桃花源”；他也不象阮籍清醒，佯狂游世，壶中且度日月。他目空一切，遂使谤满天下；他锋芒太露，以致太阿倒持；他热衷向往，终于自投罗网。
谢灵运此种“狂傲”的形成，有一外一内两方面原因。外在的原因是他的出身。他出身于东晋士族中最高贵的门第，这使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南史·谢弘微传》说到谢家门第之高：“ 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明张溥说：“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谢康乐诗注》，黄节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门第高是因为祖上有赫赫功业。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说谢安“万邦咸震慑，横流赖君子。拯溺由道情，戡暴资神理”；说谢玄“清尘竞谁嗣？明哲垂经纶。委讲辍道论，改服康世屯。屯难既云康，尊主隆斯民”。他是颇为有这样的家世自豪的。另外，《宋书》谢灵运本传记载，“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物质生活的极度充裕，使其极度自信。造成谢灵运狂傲的内在原因是他的心智之高。《宋书》本传记载：“灵运幼便颖悟，（谢）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哪得生灵运！’”心智高也会产生优越感，会在潜意识里蔑视别人的智慧。宋无名氏《释常谈·八斗之才》说：“文章多谓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这简直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此种狂傲在谢灵运身上外化为自负、任性和轻狂。
先说自负。谢灵运自视甚高，“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宋书·谢灵运传》）。这是他热衷政治的心理基础。有了这种心理基础，他才一次次地对朝廷寄予厚望，希望得机会一展襟抱。然而，“灵运为性偏激，多愆礼度”，所以“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使他“既不见知，常怀愤愤”。不仅“常怀愤愤”，他还“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使当时大权在握的司徒徐羡之极为忌恨。虽然谢灵运热衷政治，但其对政治却并不真正在行，至少在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上并不像他作诗那样得心应手。先是追随刘毅，站错了队；后又聚在刘义真身边搞小集团，被朝廷粉碎；刘义隆做了皇帝后，请他出山，他又跃跃欲试了。这时候，已几经宦海沉浮的谢灵运仍然“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他的这种“秉性难移”，这种不知道“吃一堑长一智”的做派只能说明是他骨子里那种极端的自负在作怪。此种自负一方面表现为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式的对政治的求取；另一方面，当这种求取遭遇挫折时，则常常以某些极端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上面谈到的“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和“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就是如此。这种高傲的自负，使他不能经受挫折和失败，而且也使他不能保持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平和客观的观照。比如，刘义隆朝的政治新贵“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就是说，极度自负使谢灵运既不自知，也不知人。
再说任性。这里的任性，不是指谢灵运精神上“任性放达”的任性，而是指他的性格中“小孩子式的任性”。这种“小孩子式的任性”，基本上是政治上不成熟的代名词。谢灵运的这种“小孩子式的任性”，表现在他政治上失意后的一系列表现。先是灵运受徐羡之所忌，出为永嘉太守，于是他“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出为永嘉太守，大抵属贬谪性质，应该诚惶诚恐，应该闭门谢客，应该面壁思过，最起码也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才是。而谢灵运不仅“肆意游遨”，不理政务，而且“在郡一周，称疾去职”，劝也劝不住。这样的行事做派确实太欠考虑。但更为离谱的还在后头，当他被刘义隆请出山后，本来他“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但后来发现“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于是，谢灵运更感失意，“多称疾不朝直”，而且“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一个朝廷重臣，既不请假，也不打招呼，就私自出游，这在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眼里都大失臣子体统。幸亏刘义隆还算比较宽仁，“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但东归之后的谢灵运也没有闲着，他率领“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他又多次向地方要田要水，终于被人以怀有“异志”的名义一状告上朝廷，埋下了日后致祸的因由。这种兴师动众、大肆招摇的游山玩水很容易被人看成愤世嫉俗，或政治失意后的消极反抗。其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说轻狂。轻狂似乎是少年人的专利，但谢灵运却轻狂了一辈子。他的轻狂与他的自负和任性是一脉相承的。不是浮花浪蕊式的，而是基于家世和心智双重优越之上的目中无人式的。《南史·谢弘微传》引谢混语云：“阿客（谢灵运）博而无检。”又说：“康乐（谢灵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说谢灵运“博而无检”、“诞通”，其实就是轻狂而不知内敛的意思，并建议“加绳染功”，也就是多加约束和教诲的意思。《宋书·谢瞻传》说：“灵运好臧否人物，（谢）混患之，欲加裁折。”“好臧否人物”其实就是好逞口舌之利。谢混“欲加裁折”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他这种轻狂的个性加以收束。但谢混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起到作用，谢灵运后来还是因出言不慎得罪了人。《宋书》本传记载，宋文帝“讽旨令自解”之后，谢灵运回到会稽，“太守孟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深恨此言”。这是典型的以言语取祸。果然后来告发谢灵运有“异志”的就是这个孟。又，《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孟）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先以言语伤人，后又以惊世骇俗的奇行怪癖遭人非议。出身高贵，名满天下，又正遭主上疑忌，此时，出处语默稍有不慎便会招致不测之祸，而谢灵运对此似乎毫不挂怀，仍然是情之所至，率性而为。其轻狂之个性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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