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2期
关于综合研究的几点体会
作者：赵沛霖
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论文，1987年出版第一部专著《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最近的一部专著《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20世纪诗经研究史》（学苑出版社出版），二三十年来，综合研究一直贯穿着我的全部研究历程。
所谓综合研究是指以大文化为背景，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对文学作品进行综合性的考察，以揭示其演变规律、总体特征、内在精神、感情心理乃至艺术审美及其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联系，力求在与文化的统一中对作品做多层面的较深解读。显然，综合研究不但超越了传统的字句解读和五十年代以后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而且通过揭示作品“生态环境”的文化还原，把作品真正地归还给了它的时代。这极大地提升了研究方法的适应力和穿透力，为深化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保证。
例如，“兴”的研究是“诗经学”乃至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古今论著不可胜数，但从来没有人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兴”的起源。事实上，这是一个存在很多疑问且具有广阔开发前途的重要论题。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既是咏其“所咏之词”，为什么不去直咏，偏要绕弯子来先言“他物”？有人从审美或实用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都不符合实际，因为在“兴”起源的原始时代，先民根本就不具备那样的审美能力和表现能力。事实上，原始先民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不同的原始兴象具有不同的宗教根源，80年代初期发表的《鸟类兴象的起源与鸟图腾崇拜》、《鱼类兴象的起源与生殖崇拜》、《树木兴象的起源与社树崇拜》和《虚拟动物兴象的起源与祥瑞观念》等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兴的源起》的组成部分），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可以看出，研究“兴”的起源实际就是研究那具有审美特征的“他物”的前身的历史性质，这不但有助于认识“兴”起源的本质、早期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而且促进了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发展。
又如，战争诗本应描写双方战斗的场面，但《诗经》中的战争诗却一无例外地只写兵强马壮、仪仗威严以及对于文德教化的宣扬，而从不直接描写厮杀格斗的场面，这只要与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的战斗场面描写做一对比，就会看得十分清楚。局限于文学自身是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而必须从周代的政治、军事思想中寻找答案。我在《诗经研究反思》一书和有关论文中指出我国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义，垂裳而治，理想的战争则是“胜残去杀”，战胜于庙堂。这一思想在《尚书》、《周易》和《论语》以及两汉典籍中多有反映。《诗经》战争诗正是以这一思想为灵魂。这样从大文化的背景下去审视《诗经》战争诗，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再如《诗经》中的宴饮诗，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论著多以其反映统治阶级的腐化享乐生活、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价值而加以彻底的否定，显然这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批评方法。如果从综合研究的角度深入到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将宴饮诗与周代礼乐文化联系起来，就会看到其巨大的文化价值。我在《诗经研究反思》和有关论文中指出，宴饮诗通过表现宾主从容守礼的道德风范与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不但突出反映了礼乐文化的道德实质，而且活生生地展现了礼乐文化的外在风貌和内在之美，以及古代东方人际关系特有的“人情味”。宴饮诗这方面的价值是其他任何诗歌都不能代替的。
综合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提出和解决一些重要的难题，深化和拓展古代文学研究，与它的独特的优长有直接关系。大体说来，综合研究的优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大文化为背景的综合研究，充分注意文学作品与其文化环境的统一，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文学与其产生的环境、背景之间的关系。
文学作品与其历史背景的关系问题，表面看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不然，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环境、背景的理解，质言之，也就是究竟是环境、背景中的什么因素在制约和影响着文学的性质和特征。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对于文学产生的环境、背景的认识很狭隘，认为就是围绕作者的小天地，即作者的生活范围，如家庭环境、社会关系等等。这种观点把文学产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偶然的个人的因素，而彻底否定了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五十年代以后，庸俗社会学盛行，认为文学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而政治、经济又被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两种观点表面看来恰好相反，实际却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根本忽略和否定文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制约和影响。
事实上，真正对文学产生巨大而深刻影响的是文化，特别是文化通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传统。因为恰恰是文化及其传统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如哲学观念、宗教信仰、生活理想、伦理道德、审美趣味以及有关的制度、风尚、习俗等等。所谓社会环境和背景对于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正是这些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
以大文化为背景的综合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文学与其文化环境的统一去把握作品的。例如《诗经》中的祭祀诗一般认为共有17首，通观这17首诗歌会发现两个有趣的问题：一是这17首诗歌以祭祀祖先的为最多，共13首，约占76%；二是在祭祀祖先的13首诗歌中又以祭祀文王和武王的为最多，共有9首，约占69%。如何理解这两个问题？我在《关于〈诗经〉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两个问题》一文中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从文学与文化的统一中寻找原因：原来在周人的各种宗教信仰，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中，以祖先崇拜最为发达和盛行，《诗经》祭祀诗中祭祀祖先的诗歌最多，正是高度强化的祖先崇拜的反映。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在祭祀祖先的祭祀诗中为什么又以祭祀文王、武王的诗歌为最多，则是因为在他们身上集中了更多的观念内容和价值。原来，文王、武王是周代新的天命观念（相对于殷商时代的天命观念而言）的最早的实践者和体现者，祭祀他们固然是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通过祭祀他们来肯定和强化天命观念，而肯定和强化天命观念也就是肯定周人代商的现实，强化新王朝的统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以及个人家庭、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但它们都是通过文化的中介在起作用，文学作品的内容绝不是它们在作品中的直接投影。
二、 以大文化为背景的综合研究，由于多学科的交叉容易形成广阔的学术视野，因而便于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学术视野是否广阔不只是知识含量多少的问题，也不只是论题大小的问题，在本质上是长期学术积累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和学术空间的纵深感，有了这种纵深感才可能有学术的深度和广度。从宏观上深刻把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近三四年来，我在做20世纪《诗经》学术史研究。在正式动笔之前，曾反复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学术史为什么会发展，也就是学术史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二是20世纪《诗经》学术史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也就是20世纪《诗经》学术史与古代《诗经》学术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上述课题能否较好地完成。
作为对于学术研究反思和总结的学术史，不是学术研究实例的总合，也不是学者及其论著的简单排列，而是梳理和总结学术发展演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学术史的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即带有某种综合性，文学研究史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解决文学研究史的问题必然要涉及其他诸多学科，局限于某一学科自身的狭隘范围，是不可能真正解决该学科研究史的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才有可能完成学术史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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