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3期
陶潜未曾“见”南山
作者：景凯旋
这确乎不只是“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涉到文学史上两种批评范式的问题。这两种范式都渊源有自，一种范式可说是本文（text）批评，着重摘句、评点和谭艺，把某句诗从具体情境中抽绎出来，加以主观的审美赏析和阐释，偏重的是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苏东坡的天才不下于陶渊明，其论诗主张“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又是宋代以禅喻诗的第一人，好以己意说陶。而要就诗论诗，寻章摘句自是最好的手段。之后，诸家诗话拈出这两句诗来评说，如宋蔡启的“禅家所谓语到而实无见处”（《蔡宽夫诗话》），张戒的“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岁寒堂诗话》），严羽的“质而自然”（《沧浪诗话》），明谭元春的“禅偈”（《古诗归》卷九），钟惺的“‘见’字无心得妙”（同上），清王士祯的“吾心无菊”（《古学千金谱》），吴淇的“偶尔凑趣”（《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近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人间词话》），都是着落在一个“见”字上，体味的是以物见物的禅意。
另一种范式可说是语境（context）批评，知人论世，强调诗文的本旨和背景，偏重的是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向国人传播西方美学，称颂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对此，鲁迅在《题未定草》中加以驳之，就很反对这种摘句式批评。在鲁迅看来，论文得顾及全人全篇，以及当时的社会状态，方为确凿。所谓“静穆”的极境，一经历史的究诘便会发现，“此境不见于诗”，不过是论者的主观臆断耳。乾嘉考据学与西方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其实颇有相通之处，在文学批评上都属于语境研究。徐先生的学术取向和方法虽然与鲁迅迥异，但他对“望”字的考定，实际上否定了宋以来以禅境喻渊明此诗的定论，在鲁迅的历史主义批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陶渊明的真实心境，加深了我们对陶渊明《饮酒》诗的理解。
用西方学者艾柯的话说，语境批评属于“诠释本文”，本文批评属于“使用本文”。前者“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后者则“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得到不同的解读”（《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国内学者胡晓明的一篇文章也认为，在现代中国，这两种不同的诗学范式的代表是陈寅恪和钱钟书。陈寅恪的兴趣在历史真实 ，认为中国人诗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诗，所以重史料考证、文字训诂，是用实证主义复苏了知人论世的传统；钱钟书的趣味在艺术美感，认为诗而尽信，不如无诗，所以对诗文中作者、本事、时地都不甚关注，着力抉发其中的情感心理类型，是用西方美学、心理学和哲学更新了评点、谭艺的传统。他们的治学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不同的学术问题领域，存在着“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华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在陶诗的理解上，当初的鲁迅与朱光潜之争，如今的徐先生与宋人之别，其实都可作如是观。
徐先生这条考证最初发表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是考释文字，只提到翟汤的典故，未言及苏轼的作用，所以并没有引起学界注意。去世前一年，他又把文章改了一遍，采用与友人对谈形式，他自己仍是只及文字训诂，苏轼的观点则由友人道出。中国人对生死的态度，尤以陶渊明的自然主义最为通达，于是发覆陶诗的本旨，便成为徐先生从容自若度过最后时光的一大乐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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