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3期
被误读的隐士——王绩
作者：芦 莹
王绩自小抱负远大，隋大业末，王绩第一次入仕。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中云：“应孝悌廉洁举，射策高第，除秘书正字”。但不久就“以疾罢，乞署外职，除扬州六合县丞。君笃于酒德，颇妨职务”，后屡被弹劾。王绩叹曰：“网罗高悬，去将安所？”于是“托以风疾，轻舟夜遁”，返回龙门。关于王绩第一次辞官的原因，王绩自曰“不乐仕进，自移其行”（《无心子传》），吕才说是“端簪理笏，非其所好”，“笃于酒德，颇妨职务”。此次辞官固然是王绩简傲不羁的个性与官场礼法冲突的结果，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官职卑微。所以辞官后，王绩并没有真正归隐，他漫游南北，隋末战乱中一度依附窦建德。可见其归隐是待机而动，寻找更好的施展抱负的机会。
王绩第二次出仕时，唐已代隋，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中云：“武德中，诏征，以前扬州六合县丞待诏门下省。……贞观初，以疾罢归，欲定长往之计，而困于贫。”关于王绩的再次出仕，今人多认为与友人薛收的回乡造访有关。武德中，受到秦王李世民重用的薛收返乡，王绩与仕途显达的同乡兼同窗重逢，得到薛收的举荐，王绩应诏而起。然而空有门下省待诏之名，只有酒略能解其慰藉。不久，李唐王朝内部权位之争愈演愈烈，经历过隋末板荡的王绩对动乱颇为畏惧，出于全身远害之思，他再次托名染疾，失落而归。
王绩第三次出仕，吕才《王无功文集序》说是“贞观中，以家贫赴选”。王绩果真是迫于“家贫”而出仕的吗？当今学者或认为“家贫”是托辞。王绩写于贞观五年的《答处士冯子华书》描述了第三次出仕前的生活处境：“吾河渚间，元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顷。河水四绕，东西趣岸，各数百步。……近复都庐弃家，独坐河渚，结构茅屋，并厨厩，总十余间。奴婢数人，足以应役。”可以看出王绩第三次出仕前的生活还是较为宽裕的，他尚不至于“以家贫赴选”。面对开明盛世的贞观之治，王绩的济世情怀不可抑止，这才是他赴选的真正原因。然而，再次出仕的王绩依然没有受到重用，所以他在做了两年太乐丞后，又匆匆挂冠归田。
由此可见，王绩三仕，无论是应举、应诏，还是托名“家贫”赴选，均是儒家建功立业进取之心促使。他的三隐，第二次是外部动荡环境所致，第一、第三次主要是由于不满朝廷授予的卑微官职，故归隐不过是王绩济世情怀、进取意识无法实现时的被迫转向。
因无奈归隐，王绩常身虽隐而心难平。于是在诗歌中，他一边抒写隐居之乐，也一再表达对功名的不屑和对济世的否定。“自觉勋名薄”（《春庄走笔》），“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解六合丞还》），“世途何足数，人事本来虚”（《端坐咏思》），“逃名遂得志”（《赠山居黄道士》）。这些诗句都表现出王绩内心深处的失落以及对怀才不遇的难以释怀。在这样的心境下，王绩也常吟唱出浓郁的人生浮沉之感和仕途失意之寂：“幽人似不平，独坐北山楹。……摈俗劳长叹，寻山倦远行。……是非何处在，潭泊苦纵横”（《山中独坐自赠》），“洁身何必是，避俗岂能全？动息都无鬲，浮沉最可怜”（《赠山居黄道士》），“追念甫如昨，奄忽成空虚。人生讵能几？蹙迫常不舒”（《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可以说，王绩诗中流露的人生空虚感、幻灭感，都是由于仕途失意而导致的感受。其临终前撰写的《自作墓志文》也真切表达了他对自己一生不遇的无奈：“起家以禄仕，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所以，王绩终其一生未能化解仕途不得志的苦闷。在官场与田园中踟蹰的王绩并非陶渊明式的真隐士。他狂狷高蹈的魏晋风度背后是儒家的进取精神和功名意识。那么，王绩强烈的进取精神究竟源于何处呢？
（一）地域文化影响
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王绩，“太原祁人。高祖晋阳穆公自南北归，始家河汾焉”。河汾，在北朝后期属东魏、高齐辖地，太原王氏为山东旧族之一。北方大族在南北朝时期一直严婚媾，守门户，多聚族而居，极重礼乐传家，但他们在仕宦方面不象南朝的南方大族可以凭借门第优势进身，于是他们不得不研习儒术，以此竞进求仕，努力进入鲜卑族统治集团。这使得北方儒学基本继承了汉儒的学统，注重于现实的政治问题。可以说，强调学问的实用价值是北朝儒学的内在精神，这一精神也使北朝士族普遍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河汾所在的山东地区是北方儒学的重心地区。从北魏到齐、隋，山东地区涌现了许多经世致用的士子，他们以儒家经术为治政之策，以实际事功为其治学准则，以该博坟典进身。这种地域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正是王绩进取抱负的重要文化根源。隋末唐初之时，高士廉、薛道衡、房玄龄、孔颖达、魏征等亦是博学通儒，他们一生奋其志业、思成大事，是山东士子新时期的代表。与他们同时的王绩同样深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王绩即使中年历经失意，归隐纵酒时，仍念念难忘早年抱负。
（二）家族文化传统
关于王绩的家族，在他《游北山赋》中称：“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际，扈迁江左。地实儒素，人多高烈。”据杜淹《文中子世家》，王绩家族称儒门始于六世祖元则，元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究心道德，博考经籍，江左号为“王先生”。此后王家“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吕才《王无功文集序》）。累世经学，累世为官，形成家族传统。所以，王绩自小就接受了经学教育，“八岁读《春秋左氏》，日诵十纸”（吕才《王无功文集序》）。并立下了明确的志向：“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
又据《文中子中说·王道篇》，王绩五世祖名焕，曾著《五经诀录》五篇，言圣贤制述之意。四世祖王虬，曾著《政大论》八篇，言帝王之道。其三世祖王彦，曾著《政小论》八篇，言王霸之业。其祖名一，精于礼。其父名隆，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曾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由王绩祖上的著述，可以看出王氏家族经学的传袭并非纯学问的研究，而是紧密关注现实，意欲干预政治。
祖辈父辈的观念影响了王绩，可以说他的济世情怀和进取精神主要来源于家庭文化传统，然而对其出仕心理影响很大的还有其三兄王通。王通是隋末唐初的大儒，早年怀四方之志，到处游历问学，后至长安，上奏隋文帝太平十二策。其献策虽未被皇帝接纳，但王通的政治抱负却在王绩心中留下深刻印记。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他说：“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世扰乱，有道无位。作《汾亭之操》，盖孔子《龟山》之流也。吾尝亲受其调，颇谓曲尽。”在《答程道士书》中，他再次说自己的政论观念深受王通著作影响：“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好其遗文，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
王通不仅直接影响了王绩，他的门人和朋友亦对王绩有所影响。王通献策失败后，退居河汾，讲经授学，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向远大的士人，如杜如晦、陈叔达、杜淹、房玄龄、魏征、李靖、薛方士、薛收等。王通的这些门人和朋友大多与王绩也有交往，他们在唐初颇受重用，使王绩也萌动跻身庙堂、建功立业之心。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说：“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伸其才。公卿勤勤，有志礼乐；元首名哲，股肱惟良。何庆如之也！”对房、李、魏被重用赏识的欣喜中散发出王绩的渴羡。羡慕之余，他不禁发出丧失出仕机会的感慨：“夫思能独放，湖海之士，才堪济世，王者所须。所恨姚义不存，薛生已殁，使云罗天网有所不该，以为恨耳！”
（三）时代环境
王绩一生历隋唐两朝，虽然间经离乱，但整体上身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时间居多。他年轻时，正当隋炀帝大业初，政治上尚呈现一片“艳艳风光，欣欣怀抱”（《三月三日赋》）的升平气象。中年时，又逢李唐王朝的统一，隋季丧乱的结束，太宗即位后选贤任能，整肃吏治。可以说，稳定的社会局势为王绩积极入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王绩生活的年代，以积极入世为时代精神。高祖、太宗两朝非常重视官员的实际才能和所建立的功勋，面对“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的情况，朝廷多次下诏要求官员们网罗人才。所以，当时整个士人群体表现出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新唐书·隐逸传序》云：“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旧唐书·高士廉传》亦云：“近代以来，多轻隐逸。”生活于其时的王绩自然也受其影响，表现出投身现实政治的入世精神。因此，王绩隐而又仕，他等待和寻求的其实是开明的政治和赏识他的伯乐。
总之，“思待诏”，“觅封侯”的人生抱负，济世情怀，终王绩一生并未泯灭。无论是在官时的散诞、轰饮，还是归隐后的高蹈、狂狷，都只是他人生失意而内心苦闷的宣泄。透过其仕隐经历和诗文感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人们误读的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