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3期
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江淹（上）
作者：丁福林
不久，形势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泰豫元年（472）的四月，宋明帝刘彧病死，继任的是他的长子刘昱，也就是历史上的宋后废帝。宋明帝临死前，已经开始猜忌景素，因为怀疑景素会对他的继任者造成威胁，他临死前遗诏改任景素为太常这一闲职，以防止景素拥兵自重。后废帝即位以后，任用近臣阮佃夫、王道隆等，无端诛杀大臣，大臣人怀危惧，朝政一片混乱。而建平王景素这时已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羽翼也逐渐丰满，加之他因礼待士人，修身洁行，抚接百姓，从而深得朝野之心。朝中一些大臣乃属意景素，希望他能取后废帝而代之。在这种形势下，后废帝刘昱的生母陈氏的亲属，以及其所宠幸的近臣阮佃夫、杨运长等乃深忌景素，派遣耳目，对他严加防范。当时的荆州，乃是南朝西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景素担任荆州刺史，无疑掌握了京都上游的政治军事大权。而回京担任太常之职，实际上等于交出了一切权力，后果的严重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在景素的僚属中，就有许多人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力劝景素乘机起事，景素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就与其亲信密谋，企图发兵东下，夺取政权。此时江淹分析形势，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景素一旦发兵，则必败无疑。于是他乃不顾利害，以周王朝管叔、蔡叔谋反失败的教训向景素进谏，告诫景素不要轻举妄动。这时的景素在左右亲信的怂恿盅惑之下，不免有些丧失理智，飘飘然起来，他不仅没有采纳江淹的意见，反而对江淹有所不满，从此逐渐疏远了江淹。
泰豫元年七月，景素经过再三权衡，决定先行回京都以待机而动，途中江淹作有《江上之山赋》一篇，其中说：“嗟世道之异兹，牵忧恚而来逼。惟炉炭于片景，抱丝绪于一息。每意远而生短，恒轮平而路仄。信悬天兮窈昧，岂系命于才力。既群龙之咸疑，焉众状之所极。俗逐事而变化，心应物而回旋。既歘翕兮其未悟，亦纬而已迁。伊人寿兮几何，譬流星之殒天。怅日暮兮吾有念，临江上之断山。虽不敏而无操，愿从兰芬与玉坚。”对当时局势的严重表示了无限的担忧。这年的闰七月，景素又被改任为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江淹也随景素来到了南徐州刺史治所所在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并被任为景素的镇军参军，领南东海郡丞。来到京口以后，元徽二年（474）友人袁炳的英年早逝，又使他在精神上遭受到巨大的打击。袁炳字叔明，陈郡阳夏人，乃是被诗人称为“神交”的最为信赖的挚友，死时年仅二十八岁。诗人在泰始五年所作的《报袁叔明书》，元徽二年所作的《与交友论隐书》，都是与袁炳的书信往来之作，足见二人友情之深厚。如今老友英年早逝，怎能不使诗人为之痛哭流涕。为此，他乃一连写下了《伤友人赋》、《袁友人传》以寄托其哀思。再加上当时局势的严重，更使诗人在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中充满了人生无常，世事难料的悲悯之情。
在南徐州，建平王景素阴谋反叛之心愈加显露，与其左右心腹日夜谋议，以求一逞。江淹此时见自己直言进谏已不可能被景素所接受，于是意欲通过微言托讽的手法，以图使景素悬崖勒马。由此，他作了十五首五言诗以为讽谏，这就是现存的《效阮公诗十五首》。这一组诗模仿阮籍《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的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虽然较为含蓄，但规劝之意还是相当明显的。此外，他还写下了《灯赋》、《扇上彩画赋》、《遂古篇》等作品，或托物言志，或暗喻讽谏。但是在当时，景素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已经骑虎难下，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江淹的苦心，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加深了二人之间的隔阂。在这种形势之下，为了排斥异己，也为了反叛的阴谋不至泄露，景素将江淹驱逐出自己的幕府，已经是势所必然了。
这年的秋天，景素通过主管官吏的吏部，将江淹贬为建安吴兴县令。贬官的理由根据《梁书》与《南史》江淹本传的记载，是因为南东海太守陆澄因家中丧事而回家守孝，按照当时的惯例，作为南东海太守副职的江淹应该代理陆澄的职务，但景素却任命了他的军府司马柳世隆。江淹固求此职，致使景素大怒。其实这只是作为贬黜江淹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个中真正的原因，却是不言而喻的。江淹抱着一片忠心，从此离别了侍奉多年的建平王景素。但出于与景素相处多年的情谊，也出于对景素的一片赤诚，他在到达建安吴兴之后，仍然写下了《被黔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一文，向建平王叙述他们相处多年的深厚感情，也表示了重新回到景素身边的愿望。但这时利令智昏的建平王景素对此已经完全无动于衷了。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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