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4期
乌台诗案史话之一：阴谋的出笼
作者：莫砺锋
经过十余年的动荡，宋神宗和王安石联手导演的新政逐渐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反对变法的元老大臣早被逐出朝廷，倡导变法的一些核心人物也已不在其位。在元丰二年（1079）的朝廷里，不但消失了王安石的身影，连“传法沙门”韩绛和“护法善神”吕惠卿也已相继离去。朝廷里虽然不再听得到反对新法的呼声，但人事纷争非但丝毫不见平息，反而变本加厉，日趋激烈。朝臣们朝秦暮楚，尔虞我诈，当初全凭着拥护新法而骤登高位的一帮新贵其实早已对新法毫无热情，但既然他们的荣华富贵是与新法同生共死的，所以他们最惧怕的事情就是一旦朝政有变，斥逐在外的旧党人物得以东山再起。如何继续打击旧党人物，尤其是如何把旧党人物中最孚人望又最有希望重返朝廷的中坚力量斩草除根，成为他们日夜谋划的当务之急。东坡虽然不是旧党中官位最高的人物，但是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连司马光都自叹“敢言不如苏轼”，王安石甚至把他看作司马光背后的谋主。旧党失势后，司马光等人绝口不言世事，东坡却继续抗议新法扰民，还在诗文中冷嘲热讽，俨然是代表整个旧党的政治发言人。而且东坡的诗文名满天下，新作一出便不胫自走，影响极大，远及异邦。凡此种种，都使新党将东坡视为必须除去的眼中之钉。权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等人便是在同样动机的驱使下对东坡痛下毒手的。当然，李定曾怀疑东坡的诗文中暗刺其不孝而怀恨在心，借机公报私仇也是他必欲置东坡于死地的原因之一。因模棱两可而苟安于位的“三旨相公”王珪则是另一类情况，王珪是个明哲保身的油滑官僚，从熙宁到元丰，政局变幻有如翻云覆雨，朝臣更替则像走马灯，王珪却始终占据高位，成为宋神宗时代惟一的不倒翁。王珪对新法的制定实施无所献纳，他最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既然东坡的声望如日中天且与日俱增，王珪当然会把他视为必须除去的隐患。至于另一位宰相吴充，正因受到王珪的倾轧而萌生去意，已经上书请求辞去相职，对于朝政不甚留意。刚被任为参知政事的蔡确则与王珪沆瀣一气，正日夜忙碌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如果王珪蓄意打击东坡，蔡确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
御史们要想搜集东坡讥刺新政的证据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东坡心胸坦荡，他对自己的一切作品从不隐讳，而且常常主动寄送给友人，以代书简。东坡既有绝代的诗才，又以书法名世，友人们当然把他亲笔书写的诗文视作艺术珍品而加以收藏。此外东坡的诗文早已脍炙人口，当时的雕版印刷又相当发达，东坡的诗文集畅销天下，连辽国的士人都能及时读到，不用说有意搜集的御史们了。在御史台送呈的材料中有《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一种，就是刚刚问世的新版东坡文集。然而李定等人仍然经过了一番东窗密谋才对东坡发动攻击，原来他们的打击对象不仅仅是一个东坡，而是想借此机会把旧党人物一网打尽。于是他们派人四处搜罗，凡是与东坡有文字交往的人士无一幸免，都被强令交出东坡的所有作品，片纸只字都无遗漏。他们甚至行文各地，命令当地官府搜集散落各处的东坡的作品。杭州官府就曾搜集到东坡诗词数百首，当地百姓鄙夷不屑地称之为“诗账”。材料搜罗完备以后，御史们又仔细研究，深文罗织，不但连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都不肯轻易放过，而且随意发挥联想，为东坡构陷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罪名。安排停当，御史们便轮番上章，对东坡展开车轮大战似的攻击。
首先出马的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他于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上章指责东坡的湖州上表中有“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察事，或能牧养小民”两句，说这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接下去又攻击东坡一向不满朝政：“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他还居心险恶地引周成王戒康叔之言：“乃惟终不可不杀！”何正臣的奏章还附有市面上出售的东坡文集，一同进呈。
七月二日，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和御史中丞李定同日上章，对东坡进行左右夹攻。舒亶的奏状首先与何正臣互相呼应，再次指斥东坡的湖州上表，然后举示东坡的诗句以证实其讥刺新政，最后笔锋一转，指责东坡的讽刺矛头是直指皇帝的：“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布中外，自以为能。其尤甚者，至远引衰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舒亶惟恐这些挑拨的话还不足以激怒神宗，又追问说：“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悖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并希望神宗“用治世之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臣子者。”舒亶也随章附呈了东坡的诗文集，是分成四册的一种刊本。
李定的奏章俨然是这场阴谋的压轴戏，他先与舒亶呼应，再次指陈东坡“或有燕蝠之讥，或有梁窦之比”。然后就气势汹汹地指责东坡有“可废之罪四”：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肆其愤心，公为诋訾”。总之，东坡已是十恶不赦，非杀不可。李定还说新政所以未获全胜，都是东坡妖言惑众的缘故：“伏惟陛下，动静语默，惟道之从，兴除制作，肇新百度。谓宜可以于变天下，而至今未至纯者，殆以轼辈虚名浮论足以惑动众人故也！”
何正臣等人都是御史台的官员，由他们来奏弹东坡还算是份内之事。国子博士李宜之本来与此事毫无关系，却也来插上一手，上奏检举东坡的文章中说过“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的话，指责东坡“教天下之人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李宜之此举也许是为了向权臣献媚的主动行为，但也可能是出于李定诸人的唆使，因为他们一心想造成满朝上下舆论喧腾的假象来蒙蔽神宗。
何正臣、舒亶和李定三人的奏章，各有侧重点，又互相呼应，分明经过了处心积虑的串通密谋，才分头精心结撰的。他们深知神宗最忌讳两件事，一是否定熙宁新政，因为新法是神宗登基以来最重要的治国方针，新政是神宗实现富国强兵的全部希望，如果否定了新政，则神宗十多年的心血就全部付诸东流了。二是毁谤朝廷乃至皇帝本人，因为神宗自认为是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臣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对他冷嘲热讽。李定等人为东坡罗织罪行时正是瞄准了神宗最易动怒的环节下手的，他们的构陷之术十分高明，采取的步骤也相当周密，几道奏章接连送到神宗的案头，果然如愿所偿，引起了神宗的雷霆之怒。
元丰二年（1079）的宋神宗，已经不像登基之初那样信心十足了。新政的弊端已相当明显，反对新政的旧党虽已尽数逐出朝廷，但反对的声浪仍不时地传进深宫来。自从熙宁新政以来，天灾不断，水、旱、蝗、雹、地震接连不断，反对新政者当然要把这些天灾说是成是上天的警诫，即使神宗本人也是满心疑惧，所以他屡下罪己之诏，还接二连三地避正殿、减膳食，来表明对天诫的敬畏。熙宁七年（1074）郑侠所上的《流民图》，使身居深宫的神宗触目惊心，顿起暂停部分新法的念头。然而神宗毕竟是个胸怀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对于自己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发动的变法决不肯轻易放弃，励精图治的他逐渐变得刚愎自用，也许王安石那句“人言不足恤”的名言常在他耳边响起。即使他非常尊敬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流着眼泪求他罢去新法，他都不肯轻易表态。当神宗的弟弟岐王赵颢向他泣涕进谏时，他竟然口出恶言：“是我败坏了国事吗？那么你来做皇帝好了！”怀有如此心态的神宗即使意识到新法的种种弊端，也决不能容忍臣下直言批评，更不能容忍臣下的冷嘲热讽。所以神宗对东坡的态度相当复杂，一方面他认识到东坡的绝代才华，很希望这样的杰出人才能为我所用。熙宁六年（1073）沈括察访两浙时，神宗曾叮嘱他善遇时任杭州通判的东坡。沈括回京后呈送东坡手录的新诗，并贴上标签注明其“词皆讪怼”，神宗却隐忍未发。另一方面，神宗对东坡坚决不与新政合作的姿态非常不满，据说东坡在熙宁七年（1074）前往密州途中所作的《沁园春》一词曾传进皇宫，当神宗读到词中“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几句时，悻悻然地说：“且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这话也许是出于传闻，但对神宗的心态却描绘得惟妙惟肖。据《东坡乐府集选引》载，金代的元好问说东坡的《沁园春》词“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又说神宗之言是“小说家”的伪造。后一点尚需待考，前一点则绝不可取，因为此词完全符合东坡当时的心态，并无“极害义理”之处。熙宁年间向朝廷推荐东坡的人不在少数，如熙宁七年（1074）李师中乞召东坡还朝，熙宁八年（1075）向经举荐东坡为侍从，熙宁九年（1076）李孝孙荐东坡为侍从，同年陈荐、苏澥又相继举之，王居卿、李察则举荐东坡“不次清要任使”，熙宁十年（1077）陈襄荐东坡任词臣，直到元丰元年（1078）还有贾昌荐东坡为近侍，神宗却一概置之不理，这与他对东坡的不满很有关系。正因如此，当李定等人上奏诋毁东坡后，神宗果然大为震怒，当即下旨逮捕东坡，革去其湖州知州之职，押解到御史台来进行审讯，并指派知谏院张璪和李定负责审讯。“乌台诗案”是宋神宗亲自批准立案的，这是对宋太祖制定的不得以言罪人的“祖宗之法”的公然违背，也是熙宁新政中钳制舆论的政治风气导致的严重恶果，宋神宗对此难辞其咎。
宋神宗的圣旨既已下达，李定等人喜不自胜，立即付诸实施。可是当他们要派人前往湖州逮捕东坡时，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李定叹息说：“人才难得啊！要想找一个前去逮捕苏轼的人，竟少有如意者！”奉旨逮捕一个文职的地方官本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李定所谓“人才难得”，意思是说难以找到一个心狠手辣且甘心自坏名节的角色。然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太常博士皇甫遵自告奋勇领取了差使，他甚至要求在回京途中像押解江洋大盗一样每夜都把东坡寄监在各地的大牢里。神宗觉得此案只是追究作诗讥讽之事，不必如此小题大作，就没有批准。于是皇甫遵便带了他的儿子和两个士兵，即刻动身，直扑湖州而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