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
“声华格律，不减唐人”
作者：查紫阳
“娄东诗派”的首领吴伟业（1609一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会试魁元，殿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等职。入清后始杜门不出，顺治十年（1653）出仕，授弘文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顺治十四年（1657）以继母丧南归，遂不出。为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是在当时诗坛与钱谦益齐名且成就最高的诗人。
吴伟业于顺治二年（1645）至顺治十年（1653）间闲居里中，恰处仕明与仕清生涯之空白期，遂能集中精力培育诗才，从而开创出娄东派，并且慧眼别具，为这一诗派主要作家“太仓十子”或曰“娄东十子”——周肇、王揆、黄与坚、王撰、王昊、王抃、王曜升、顾湄、王摅等十人编纂了一部《太仓十子诗选》，予以称扬。顺治十七年（1660）其弟子顾湄刊刻此选之时，亦即“太仓十子”这一诗群得名之始。吴伟业显然是要组织起乡邑弟子诗群立派树帜，他在《太仓十子诗序》中所谓“今此十人者，自子俶（周肇）以下，皆与云间、西泠诸子上下其可否”云云，明言欲与“云间、西泠”一较短长，具有很明确的宗派意识。
娄东派与当时其他诗派相似，在成员构成上地域性颇强，本土作家占去极高的比例。除“太仓十子”之外，此派中著名者尚有郁禾、沈受宏、毛师柱、吴暻、王吉武、唐孙华、吴兆骞、陈维崧等人。在吴伟业周围团聚的诗群“太仓十子”以及流风余韵所及凝集而成的“娄东诗派”，于整体上“大抵师法梅村，故诗皆以绵丽为工，悲壮为骨”（姚莹《识小录》），为“瑰词雄响瓣香弇州者”（《晚晴簃诗汇》）。这讲的是该派的诗学主张。因为太仓也是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号弇州）、王世懋兄弟的家乡，就诗的发展史程言，此地正是“七子”诗风在清初承延的一个中心。作为“七子”余脉，“娄东”与同源分流的“云间”、“西泠”鼎峙而立，构成了清初宗尚“唐音”的一大宗支。而“七子”流风在清代也始终未见中断，并且到乾隆年间沈德潜立“格调说”，选“别裁集”时又一次高扬而起。可以认为，娄东诗派乃是“明七子”宗风流延至清中叶沈氏之间的重要过渡环节，其存在不宜再受忽视。
有关娄东派在清初的地位及对后世之影响诸问题，当觑定吴伟业“梅村体”三字来作评价分析。我们知道，吴伟业身后，留下了《梅村家藏稿》和其他一些著作。其文学创作即以诗歌为最著，流布也最广，其诗版刻与笺本之多，在清代诗人中诚属罕有其匹。吴伟业诗在艺术上大抵以唐诗为宗，具体则视体裁而异。近体诗方面，基本沿明七子遗绪，取径盛唐，“间有少陵风格”（尚镕《三家诗话》）。古体一类，大而言之虽仍是师法唐人，但已从根本上摆脱盛唐牢笼。其中最佳者七言歌行，学初唐和中唐，进而融会贯通，翻旧为新，自成一种“梅村体”，成为了吴诗的灵魂与标志。吴伟业诗以歌行成就最高，在清中叶已成为一种定评，其中《四库全书总目》的看法颇得要领。《总目》说：“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的确，“梅村体”是在继承唐人歌行（主要是初唐四杰和中唐的元稹、白居易）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具体而言，吴伟业歌行继承了四杰歌行的注重用典与讲究声律，同时也继承了元白歌行长篇叙事之体制特征。另外，吴氏歌行语言十分华美佚丽，这则是四杰与元白的歌行本所共具之质。
世称“梅村体”的长篇歌行具有诗史之品格，赵翼于《瓯北诗话》中有云：“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如《临江参军》、《南厢园叟》、《永和宫词》、《雒阳行》、《殿上行》、《萧史青门曲》、《松山哀》、《雁门尚书行》、《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圆圆曲》、《思陵长公主挽词》等作，皆极有关系。”诚是。其中《圆圆曲》一诗写吴三桂与陈圆圆事迹，公认是吴伟业“梅村体”之诗史风范与哀艳情韵相结合的第一名篇，文长不录。兹举目今只见存于《吴越诗选》的梅村《读杨参军〈悲巨鹿〉诗》，以见“梅村体”之一斑：“去年敌入王师蹙，黄榆岭下残兵哭。唯有君参幕府谋，长望寒云悲巨鹿。君初出入铜龙楼，焉支火照西山头。上书言事公卿怒，负剑从征关塞愁。是日寒风大雨雪，马蹴层冰冻蹄裂。短衣结带试羊羹，土锉吹灯穿虎穴。横刀高揖卢尚书，参卿军事复何如？宣云士马三秋壮，赵魏山川百战余。岂料多鱼漏师久，唯当独鹿迁营走。神策球场有赐钱，征东戏下无升酒。此时偏将来秦州，君当往会军前谋。尚书赠策送君去，滹沱之水东西流。自言我留当尽敌，不尔先登死亦得。眼前戎马炮金缯，异日诸公弄刀笔。君行六日尚书死，独渡漳河泪不止。身虽濩落负知交，天为孤忠留信史。呜呼美人骑马黄金台，萧萧击筑悲风来。乃知死者士所重，羽声慷慨何为哉！即今看君《悲巨鹿》，尚书磊落真奇才。君今罢官且归去，死生契阔知何处？”此诗写明末卢象昇苦战于巨鹿悲壮阵亡及参军杨廷麟哭悼事，放胆下笔，一气贯穿，转换十韵，愈转愈能产生流转圆旋的声韵效应，语言畅朗，情韵丰润，允称佳构。
吴伟业的创作在娄东诗群中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太仓十子”，他们宗尚唐音，诗艺上均卓有建树。论品位，则王摅、许旭、王曜升三人为最高。如王摅的《教坊老叟行》一篇，其中的“宁为漂泊琵琶妇，不向穹庐听暮笳”、“当时曾说冬青恨，亦有愁魂与共销”、“乾坤板荡家何在，骨肉存亡世已非”诸句，则虽乃师梅村亦难道出。促节繁弦，气韵流转，足可与吴伟业歌行相媲美。另如周肇《来鹤行》、王揆《喜雨歌》、黄与坚《送江南诸子北上》、王昊《上元行》、王曜升《赠余澹心》、王摅《送文介石先生归滇南》与《陇头水》等篇，都很耐读。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吴兆骞与陈维崧。此二人一出吴江一出宜兴，均非太仓人氏，然均曾随吴伟业学诗。吴兆骞诗在艺术上明显受到过吴伟业的熏染。其近体像吴伟业一样大抵步武明七子，姑置不论。而最可注意者，是他的七言歌行，如著名的《榆关老翁行》与《白头宫女行》等诗，分别通过“老翁”和“宫女”的身世遭遇以及荣辱变迁来反映国家沦亡、明清易代的重大主题，无疑都是学习“梅村体”的成功之作。这种现象，同样也体现在陈维崧的诗歌创作之中。陈氏创作以词和骈文最为著名，但也擅长诗歌。在诗歌方面，陈维崧诗十分接近吴伟业，杨际昌在《国朝诗话》里说陈维崧“歌行佳者似梅村”，指的便是“梅村体”。事实上，陈维崧的不少歌行如《钱塘浴马行》、《顾尚书家御香歌》，确乎就是极典型的“梅村体”作品。
从吴兆骞与陈维崧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吴伟业的“梅村体”早在清初就已有人在效仿了。到了后来，“梅村体”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向往，模拟者纷至沓来，名篇络绎，佳作迭见。直至清末还有人在写作“梅村体”的歌行，如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杨圻的《天山曲》与《擅青引》、王国维的《颐和园词》等，无论内容形式，都是依照“梅村体”的模型来进行创作的。
任何流派都应同中见异，否则群体面貌划一，焉有活力？在从清前期向中期过渡之际，娄东诗派的发展又被注入一种新的因素、灌入一股新的血液，因而得到了新的发展。原因是由于此时的太仓诗群里涌现出一位名著南北的代表性人物唐孙华。唐氏虽承唐音，但其诗情辞激越，深沉多慨，朝局民隐，发露无余，深得老杜史诗神髓，但又不废风华。其成就足可与并世诗人兼密友查慎行并驾齐驱。其《东江诗钞》中有大量表现民生疾苦的作品，如《发粟行》、《虎丘即目》、《官仓》、《徙边妇》等篇。当此康熙三十年后的诗坛已盛行“神韵说”的背景之下，能如此不趋时风者实属难得。如其独特的反映清代奴隶制度的《厮养儿》：“南人养儿鬻旗下，朝刈薪刍夜喂马。羝羊可乳乌可白，此生已分归不得。日月西出河倒流，此生辛苦无时休。一斗黄粱不济饥，失意动复遭鞭笞。败箦裹尸弃坑谷，爷娘在南知不知？君家有犬得人怜，朝朝食肉常安眠。为畜翻贵为人贱，物情颠倒容谁辨？自悲生死草管轻，不如作君堂下犬。”“南人养儿鬻旗下”中“南人”两字很说明问题。元代将人分作四等，南人为最下，清初虽未将人分等第，但从唐孙华笔下自可侦知清初南方汉人地位同样甚低之隐情。唐氏作为娄东后劲，生新自铸，予诗注入了又一股特有的生气脉流，真是位有艺术个性的名家诗人。
清初诗界娄东这一宗唐诗派，在以吴伟业为首的全体诗杰的努力下，取得很不俗常之成绩，给文学史留下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清代宗唐风气的开拓者，它的存在理应引起我们更大的重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