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
从围绕《静夜思》的争论看阅读的误区
作者：熊露士
这里便牵涉到一个如何阅读古代诗歌的问题：对一首诗能不能有两种甚至数种不同的理解？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一首成功的诗歌，往往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其内涵之丰富，往往超越作者在写作时的感受。因此就需要读者用自己的知识、经历、体验、感情、想像去丰富它，去充实它。不同层面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不同的感受，即如“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语）的李商隐无题诗也能受到人们的喜爱，这正是诗歌艺术魅力的关键；鲁迅先生谈及《红楼梦》读者的不同心态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就说明了读者往往从自己的一隅理解作品。当然，作者在写作时要体现的感情，要描绘的事物是唯一的。而读者的理解、体会则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会因为自己知识、经历、感受、想像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读者的感受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排他性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道理。以大家都熟悉的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为例。对后两句，有人理解为：“诗人欣赏过以窗为框的西山雪景之后，再把眼光投向窗外，又发现了奇观：透过他那院落门口又看到辽远的水面上漂着东去的航船。……这又是一个合乎透视学原理的描绘：他把辽远的‘万里船’和杜家的院门口压在一个平面上来欣赏，以门口为画框，则万里船竟如泊在门中。”（《文史知识》83年12期李思敬文）也有人认为杜诗四句中的四景黄鹂、白鹭、西岭、航船并不是同时出现在诗人眼前的实景，而只是浮现在诗人心中的景象。他认为：“在诗人触动离情的时候，平日久已见惯的‘门泊东吴万里船’之景，顿时浮上心头，历历如在目前，这是十分自然的。”（《文史知识》81年第5期张永芳文）这两种理解的境界都非常美，各有千秋，很难判断高下。我们只能说读者的感受是非常主观的东西，不能要求每一个读者的感受都一样，或者说，你不能给出一个感受的“标准答案”。
既然对一首诗的理解可以多样，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是不是所有的理解都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了？事情并非如此。笔者曾见过一首译成英语的《枫桥夜泊》，译者将诗中的“夜半钟声到客船”理解成“当夜半寒山寺的钟声响起的时候，一条客船驶近枫桥。”从文字解释的角度，实在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以文论文，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问题是对“夜半钟声到客船”一句的传统理解“夜半寒山寺的钟声传到了停泊在枫桥外的客船上”，显然比译者的理解更有境界，后者体现的静态比前者体现的动态更有味道，更能显现出“夜半钟声”动人心魄的魅力。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因此就说英译者的理解是错的。如果译者真的夜半在枫桥呆过，并且在钟声响的时候看见有客船驶近，或是在相似的环境中呆过，那他的体会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些都和读者的文化层次、社会阅历、阅读水平等等因素相关，强求不来。
回到大家所争论的《静夜思》上来，笔者比较倾向于将“床”解释成“井栏”。这不是因为对错的问题，只是觉得解释为“井栏”似乎更有境界，更有想像的余地。下面我们将几种理解试作比较：首先我们按将“床”解释为卧具进行体会：诗人躺在床上因思乡而不能入眠，当看到穿过窗户洒在床前的月光，更牵动了乡情。于是诗人起来，慢慢地踱到门外，仰望一轮明月（这里并不存在躺在床上不能低头、抬头的问题），心里充满惆怅之情。顺便说一下，这里的从室内到室外也没有丝毫勉强。元稹的《闲夜》诗：“感极都无梦，魂销转易惊。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怅望临阶坐，沉吟绕树行。孤琴在幽匣，时迸断弦声。”就是从室内到室外。其次，将“床”解释为胡床，其境界与前一理解并没有什么不同，可以不论。我们再来看看将“床”解释成“并栏”所能体现的境界：在这首诗中，人、月、井栏构成了一个思乡的境界。为什么这里将“床”理解为井栏好呢？因为井栏边是捣衣的地方，是“砧声”的发源地，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常用月和砧声来表现思念之情。如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孟郊的《闻砧》“月下谁家砧，一声肠一绝”，贺铸《捣练子》“斜月下，北风前，万杵千砧捣欲穿”等等。看到井栏使人似乎听到了那发人愁思的砧声，这就是文学上所说的“通感”。我们可以想见诗人看着井栏边如霜的月光，抬头看看皎洁的明月，聆听着远处传来的砧声，更增添了思乡的愁情。这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情境何其相似！较前相比，这种解释似乎让读者有了更广阔的想像余地。
开头提到了有人从考证的角度对床字进行解释。但文学作品不是历史，往往不是光凭考证就能解决问题的。有时即使考证正确，也不能对阅读有很大帮助。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的赤壁就不是真赤壁，甚至是不是游了以后所作也大有可疑。但这都不是问题，诗人对是“赤壁”还是“赤鼻”并不介意，只不过是借赤壁的故事，谈人生的道理而已，赤壁的真假，对这首词的主题并没有影响。如果考证错误，则更是笑话。高明如欧阳修者也不能例外。《六一诗话》在谈到张继《枫桥夜泊》时指出：“三更不是打钟时”，因而引起别人的垢病，他们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唐代是有夜半钟的。其实，即使唐代真的在夜半不撞钟，这首诗还是好诗。当然，这里不是说文学作品就可以信口开河，只是说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毕竟不是一回事，文学作品和历史也不是一回事。再者，一个文学作品的阅读效果往往不同于作者设计的效果，也就是说作品所表现的和作者所希望表现的有时并不能一致。鲁迅先生在评价《三国演义》时说作者“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就是说作者原来要表现诸葛亮的多智，写了布八阵图、泸水祭鬼、驱六丁六甲、五丈原禳星等，反而使得他像一个妖道。为了表现刘备的长厚，写了白帝城托孤、长板坡抛子等，反而使读者觉得他虚伪。读者可以不介意作者原来的意图，但一定要读出作品中表达的意思来。考证或许能够弄清事实，但对欣赏文学作品的帮助不大。
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这是说不同的人读诗，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而不同的理解本身也“尽有可玩索处”。诗歌赏析要求读者去想像，有人谑称其为“想诗”。其实想诗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让读者发挥想像力，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体会，将自己的知识、经历都充实到诗歌中去，那么诗歌的内涵将更为丰富，当然这都是以合理为前提的。我们为什么不宽容一些，让那些丰富多彩的理解和体会并存呢？我们不必理会别人的理解是否与自己的一样，且只管沿着他们的思路延展开去，也许我们会进入一个自己所从没有进入过的全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