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6期
清代后期的浙西词派
作者：刘 深
后期浙派词家，与前期词家一样，未必籍属浙西，而杭籍词家，又未必同为一派。亦“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朱彝尊《鱼计庄序》语），盖以宗法师承言，一以“醇雅清空为宗，不以地域为限。道光十一年之后，常派更多的只是一种词学理论的倡导，词人在词作上仍然崇尚浙派。道、咸、同、光、宣五朝，从事浙词创作的词人有：陶樑、冯登府、曹懋坚、仲湘、计光炘、张金庸、黄燮清、王寿庭、姚燮、潘钟瑞、刘履芬、张景祁、张鸣珂、叶大壮、叶衍兰、汪瑔、沈世良、恽毓巽等等，不胜枚举。有如此多的词人在常派兴起后还依旧以浙派词风为旨归，这充分说明浙派词依旧有其旺盛之生命力，后期浙派依旧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另外，从常派词家的经历和论述中亦可看出浙派势力依旧顽强的事实。如常州词派的词论家谭献、陈廷焯等，其学词经历均从浙派开始。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选择本朝词人作为典范时，均有浙派的影子。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云：“迦陵雄劲之气，竹垞清隽之思，樊榭幽艳之笔，得其一节，亦足自豪。三人之中，竟然有两人是浙派的代表。又谭献将蒋春霖誉为“倚声家杜老（《复堂词话》），并赞其词曰：“阅蒋鹿潭《水云楼词》，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蒋氏词作，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清空，颇具浙派之风。蒋氏友人杜文澜即认为其“性好长短句，专主清空，摹神两宋（《憩园词话》卷四）。在谭献的《复堂日记》中，还有一则耐人寻味的材料：“（陶）子珍词稿删存百余章，初学姚大梅，伤于碎涩。庚午以来，予力进以姜、张，词格一变。子珍即陶琦（184—188），字子珍、子缜，号潠庐，浙江会稽人。姚大梅谓姚燮（180—1864），字梅伯，号复庄，别号大梅山民，浙江镇海人。词宗浙派，深得厉鹗词风神韵。陶子珍初学姚燮，谭献认为其词“伤于碎涩，即染有浙派末流之弊，故而深为不满。值得注意的是，谭献却并未引常派来挽姚燮之“佻染饾饤之失。庚午为同治九年（1870），时谭献年已四十，已经濡染常州词学很深，而仍对挚友“力进以姜、张，要求陶学习浙派，而非常派。陈、谭所论，说明浙派在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表明了浙派在人们心目中的实际地位和对词坛影响之深远。
后期浙派的影响更突出地表现在编辑词选方面。选本是一种独特的批评形式，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习见的表现形式。浙派词人常以选词的形式发表自己对词学的见解，如朱彝尊编《词综》以推衍“清空醇雅之风，王昶编《明词综》、《国朝词综》、《国朝词综二集》等则是前期浙派词风集大成、总结性的备览之编。后期浙派为发明其词学见解，以使浙派能继续“定于一尊，编有大量的词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词综》系列的编选，兹罗列之：常州陶樑编《词综二集》；嘉善黄安涛编《国朝词综续编》10卷；海盐黄燮清编《国朝词综续编》24卷；无锡丁绍仪编《国朝词综补》8卷，又《续编》18卷等等。《词综》系列篇帙巨大，其编选目的仍是为张“朱、厉余绪，即浙派之“清空醇雅之风。后期浙派以编选《词综》系列的方式宣告，他们在清代词坛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同时，常派词家在编辑词选时，亦参阅学习浙派《词综》系列，如谭献在编选《箧中词》期间，广泛参阅浙派词选的《词综》系列，《复堂日记》记载其翻阅《词综》系列条目达13条之多。
如上所述，后期浙派当时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周内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而常派亦“由江南而移植于燕都，更由燕都而广播于岭表（《论常州词派》，《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这就使得浙、常两派并不会各树旗帜，自占营垒，互不沟通，而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即融通中和，带有一定的反省意识，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与常派词家相比，后期浙派词人尤其意识到必须吸收常派的长处来弥补自身的缺陷。这种融通的自觉性使得后期浙派词人不再拘囿本派词风、词论，而表现出融通浙、常之气象。后期浙派词家代表黄燮清、孙麟趾、沈祥龙等，均对浙派词论作了调整，融入了常派的观点，既强调“清空醇雅，又要求有“比兴寄托、“言外之意。如黄燮清在张鸣珂《寒松阁词》的题跋中说：“清洁淡雅，一空俗障，自是作者本色。然总欠酝酿沉著，味之殊少深趣。又强调说：“嗣后每作一调，必先定其命意之所在，或言外感慨，或借端寄托，则此中有胆。又孙麟趾有“论词十六要诀即“清、轻、新、雅、灵、脆、婉、转、留、托、淡、空、皱、韵、超、浑（《词径》）。沈祥龙认为作词“全赖一清字，“含蓄无穷，词之要诀……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论词随笔》）。比照浙、常两派的观点，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后期浙派在事实上已经融合了常派。
在对词学理论进行改革的同时，后期浙派词人在创作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谭献称赞张鸣珂的词“尤婉丽，称赞沈景修的词“婉约可歌，称赞叶衍兰的词“绮密隐秀，南宋正宗，称赞章黼的词“犹是浙西大家余绪，称赞樊增祥的词为“本朝家数，遂撮竹垞、频伽之长，称赞张景祁的词“组紃石帚，真无缝铢衣也（以上并见《复堂日记》，范旭伦、牟小鹏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称赞许增的词“传频伽、蒹塘本师衣钵，“矜慎下笔，一字未安，不欲问世（《复堂词话》）。由谭献之评，可知后期浙派创作依然甚为繁荣，始终坚持浙派风范，亦折中常派。同样，常州词人也在融合浙派词风，如被晚近词家誉为“集清季词学之大成者朱孝臧，即是一典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朱孝臧之所以能达到常派之极则，亦是其能以浙济常、融通浙常之故。故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中有言道：“终清之世，两派迭兴。那么，在晚清末世，浙派的最后一位词家为谁呢？就《复堂词话》所提供之线索，后期浙派的最后一位词家当是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樊山、天琴，湖北恩施人。有《樊山词》，又辑《微云榭词选》。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浙西词派在常州词派兴起之后，并未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从此式微，杳无声息，而是仍然积极地活跃在词坛上。这一现象同时也告诉我们，文学史是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过程，尽可能还原这个过程，乃是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