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期

我与六朝文学研究

作者：穆克宏

　　我在少年时代就爱好文学。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喜欢阅读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粉妆楼》、《包公案》等。虽然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但是小说情节动人，亦感到浓厚的兴趣。初中时，爱好中国现代文学，迷恋五四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喜欢读巴金、曹禺、郁达夫等人的书。记得初三时，曾撰写过一篇《论曹禺及其作品》的论文，全文约一千五百字，发表在当时的杂志《芸芸》上。高中时，比较广泛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并逐步转向中国古典文学，如《楚辞》和杜诗。当时我手头已有王逸注、洪兴祖补注的《楚辞补注》（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和仇兆鳌注的《杜诗详注》（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取阅十分方便。《楚辞》中的《离骚》，有些地方读不懂，我就参考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此书中有《离骚今译》。选读杜诗，读的不是“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而是一些著名的律诗和绝句。高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如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罗根泽等先生亲自授课，我深受教益和启发。1953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想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但不知如何做起，于是写信给我的老师汪辟疆先生和罗根泽先生请教。
　　
　　一、学一点目录学
　　
　　汪先生回信告诉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四库全书总目》）。他的意思是说，要学一点目录学。
　　什么是目录学？姚名达于《目录学》中说：“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列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这是对目录学的界定，明确地指出目录学的功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于是我遵照汪先生的教导，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目录书。此书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据中华书局版《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著录各书皆有提要，各类有小序，四部各有总序。执笔者大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翁方纲、朱筠、姚鼐等人，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清代目录学家郑中孚说：“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撰，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详，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绝非溢美之辞。张之洞说：“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析而言之，《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轩语》一）现代著名学者余嘉锡说：“余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四库提要辨证》序录）可见此书在读书治学中所起的作用。
　　我在认真阅读经、史、子、集四部的总序、各类小序和翻阅一些重要著作的提要之后，对经、史、子、集的概况，对四部中的主要著作都有所了解，受益不浅。在阅读《四库提要》同时，参阅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此书简明扼要，对我的治学也很有帮助，如《文选李善注》提要云：“《文选》为文章渊薮，善注又考证之资粮。一字一句，罔非瑰宝，古人总集，以是书为弁冕，良无忝矣。”（卷十九）又《六臣注文选》提要云：“五臣注非善注之比，然诠释文句，间有寸长，汇为一编，亦颇便于循览焉。”（卷十九）又《文心雕龙》提要云：“上编二十有五，论体裁之别；下篇二十有四，论工拙之由，合《序志》一篇，亦为二十五篇。其书于文章利病，穷极微妙。挚虞《流别》，久已散失。论文之书，莫古于是编，亦莫精于是编矣。”（卷二十）分析精辟，是为定论。这些论述对我研究《文选》、《文心雕龙》，颇有启发。
　　鲁迅说：“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这是鲁迅先生的经验之谈。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指示治学门径的书。光绪二年（1876）刊印问世。此书开列古籍2200种。书中《略例》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这是张氏编撰此书之目的。又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这说明张氏所开列的各书是供学子选读的。此书有一个特点，即书目后常附评语，如杜甫诗，版本很多，何本为佳，读者往往并不清楚，此书在杨伦注《杜诗镜诠》下评曰：“杜诗注本太多，仇、杨为胜。”在《文选六臣注》下评曰：“不如李善单注，已有定论，存以备考。”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下曰：“此书采北宋诗话略备。”在魏庆之《诗人玉屑》下曰：“此书采南宋诗话略备。”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可是对读者很有帮助。
　　1931年，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出版。此书一是“补”《书目答问》刊行“五十年间新著新雕未及收入”者，一是“正”其小小讹失。《补正》补录古籍1200种左右，反映了五十年来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提高了《书目答问》的使用价值。
　　著名学者余嘉锡说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著名史学家陈垣承认，他少年时对《四书》、《五经》以外的学问发生兴趣，即得力于《书目答问》的引导（朱维铮《书目答问二种》导言）。亦可见此书在老一辈学者读书治学中所起的作用。
　　《书目答问》对我的帮助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我买书。在《答问》的指导下，我先后购买的书“经部”有《十三经注疏》、宋元人注《四书五经》、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等；“史部”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史通》、《文史通义》等；“子部”有《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百子全书》等；“集部”有汉王逸注、宋洪兴祖补注的《楚辞补注》、宋朱熹的《楚辞集注》、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唐李善注《文选》、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梁钟嵘的《诗品》、清倪璠的《庾子山集注》、清王琦的《李太白集》、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这些书都是中国古籍中的重要著作，对我读书治学都有用处。一是指导我治学。1979年，我应中华书局之约，点校吴兆宜的《玉台新咏笺注》。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庾开府集笺注》提要云：“（兆宜）尝注徐、庾二集，又注《玉台新咏》、《才调集》、《韩偓诗集》。今惟徐、庾二集刊版行世，余惟抄本仅存云。”这是说，吴兆宜的《玉台新咏笺注》仅有抄本。又《玉台新咏笺注》提要，只稍作评论，并未涉及版本。查《书目答问补正》，《补正》有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经查阅此书，知即原刻本。我点校的《玉台新咏笺注》就是以此书为底本。此书已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1994年，由于研究《文选》的需要，我点校清梁章钜的《文选旁证》。查《书目答问》有榕风楼刻本。《补正》有光绪间重刻本。前者为清道光十四年（1834）原刻本，后者为梁章钜之子梁恭辰的重刻本。重刻本与原刻本款式全同，但改正了原刻本一千多处错误。因此，我决定采用重刻本作为点校的底本。此书于200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目录之学，最要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宋史》《明史》艺文志。”（卷二）张氏所举目录，除《经典释文·叙录》之外，都是史志目录。其中《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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