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期
临别之际大谈玄理
作者：顾 农
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
三命皆有极，咄嗟安可保？
莫大于殇子，彭聃犹为夭。
吉凶如纠，忧喜相纷绕。
天地为我炉，万物一何小？
达人垂大观，诫此苦不早。
乖离即长衢，惆怅盈怀抱。
孰能察其心，鉴之以苍昊。
齐契在今朝，守之与偕老。
孙楚（216？—293）的《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一诗既被选入《文选》之“祖饯”一类（卷二），又得到沈约、钟嵘等权威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他们或从韵律的角度立论，以为此诗“音律调韵，取高前式”（《宋书·谢灵运传论》）；或就其内容和写法而言，指出此篇乃是不可多得的“虬龙片甲”（《诗品·中》）。
《文选》本诗题下李善注曰：“孙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风王骏与楚旧好，起为参军，梁令，卫（将）军司马，为冯翊太守，卒。”此诗当作于孙楚离开征西大将军司马骏幕府之时。司马骏乃司马懿的儿子、晋武帝司马炎的叔叔，在西晋诸王中是比较正派能干的一个，历任要职，咸宁年间（275—280）平定西羌的叛乱有功，“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辟召”（《晋书·宣五王·扶风王骏传》），孙楚到司马骏手下为参军当在此时。而现在他要离开这里了，于是作诗一首。《文选》本诗题下吕向注云：“子荆仕晋为冯翊太守，时司马俊（骏）为征西将军，俊（骏）下官属往送至陟阳候，故于此作也。陟阳，亭名。候，亭也。”此说甚误。司马骏卒于武帝太康七年（286），而孙楚为冯翊太守在惠帝初（290），这时候显然不可能发生征西大将军府官属为之饯行之事。闻人倓《古诗笺》五言诗卷四《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题下引五臣注，基本照抄吕向，但删去其第一句“子荆仕晋为冯翊太守”，大约他已经看出了此诗与孙楚为冯翊太守一事并无关系，删得是很用心的，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此诗当作于孙楚将要离开征西参军一职、转到梁（今河南汝州）去当县令之时。司马骏任征西大将军在咸宁二年（276），而孙楚由梁令迁卫将军司马在太康五年（284）；此前他担任梁令，如以在职三年计，则他离开征西参军去当梁令当在太康二年（281）左右，诗应写于此时。
在西晋，将军能开府，地位高于一般的将军，“为位从公”，俸禄达到最高一等，这就是《晋书·职官志》所谓“诸公及位从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在这样的将军幕府里，除了朝廷安排的官员以外，其主公可以自行辟召僚佐——那些一时不能进入体制或被抛出体制的士人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取得合法的地位。在东汉末年以后、赵宋以前，入幕成了士人在仕途以外最重要的一条出路。孙楚得以离开军幕重新回到正宗的官僚体制去，本是一件好事，但县令实在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官，实际上未必比得上在皇叔、大将军府里担任僚佐。只不过老呆在这里终非长久之计，久住边境生活上也不大舒服，所以他还是决定回内地去当县令。征西大将军府的同僚们在陟阳候为之送行，于是他写出了这一著名的诗篇，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和感慨。所谓“候”指边境上用以瞭望的土堡，亦称“亭候”，《后汉书·光武帝纪》：“筑亭候，修烽隧。”可知略近于烽火台，与后世一般的亭完全不同。其时征西大将军府在关中，这里比较靠近与西北诸胡对垒的前线，所以有“候”。
这是一个满天风雨的秋天，诗人要回内地，倾城相送，令诗人很是感动，但是他充满惆怅和忧虑，说自己不知道到地方上去当一个亲民之官究竟是吉还是凶；人生苦短，前途难测。诗里又说，根据《庄子》里的哲学思辨，世界上的吉凶忧喜本来就纠缠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而且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你可以说一个夭折的孩子是长寿的，如果拿他同生命极短的蟪蛄来比，也可以说活了几百岁的寿星是夭折了，如果拿他同那些几千年的大树相比。一切都是相对的。在天地之间，人本来是极渺小的，完全没有必要自寻烦恼。他愿意同他的朋友们一起体悟庄子“齐物论”的道理，永远保持友谊，所以就拿这些话作为临别的赠言。
诗人孙楚太高妙了，竟然在临别之际想得如此深远，并且把传统悠久的祖饯诗写成了玄言诗——这是一个崭新的创造。魏晋之际本是一个玄谈很时髦的时代，但一时还没有融入到诗歌中去，例如著名的玄学家何晏在写诗的时候仍然用传统的方法，并不谈玄；只有阮籍、嵇康在诗里偶尔流露一点老庄哲学的意味，但也还算不上玄言诗；到孙楚，则不仅在赋里加入了若干玄言，在这首诗里加进得更多，这样就大大地改变了祖饯诗的传统面貌。当然，这首诗还不像后来成熟的玄言诗那样彻头彻尾全谈玄理，框架还是传统的祖饯诗。据此我们可以说，孙楚乃是一位先驱，一位继阮籍、嵇康之后为后来玄言诗的产生导夫前路的一位先驱。
《三国志·魏书·孙资传》注引《孙氏谱》云：“楚子洵，颍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国，给事中，秘书监。盛从父弟绰，字兴公，廷尉正。楚及盛、绰并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诸所著论，并传于世。”孙盛为著名史学家，也是著名玄学家；孙绰虽不以“善言名理”著称，却成了东晋玄言诗赋的领军人物，家学渊源在这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