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期
“委曲精尽，不减古文”
作者：沙红兵
在《上田枢密书》里，苏洵曾区分了三种情况：一个人有才能而不出来求仕致用，是辜负了天赋即“弃天”，没有多少才能却所求过于天赋，是“亵天”，这两方面都是这个人自己的错；而自己有才能，不弃不亵，却不被任用，则是不任用者的错，是“逆天”（《嘉祐集笺注》卷一一）。抱着这种不“弃”不“亵”在己、“逆天”在人的态度，苏洵于嘉祐元年（1056）前后给当时的执政韩琦、富弼、田况以及文坛领袖欧阳修等写信、呈文，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或任用。欧阳修的反应最为热烈，上《荐布衣苏洵状》，但“始公进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余日而得召”（苏洵《上欧阳内翰第四书》，《嘉祐集笺注》卷一二）。时已是嘉祐三年，但所谓“得召”也不过是召试舍人院，苏洵“观朝廷之意，特以其文才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上皇帝书》，《嘉祐集笺注》卷一），遂以病辞。嘉祐五年八月，朝廷再召试紫微阁，苏洵又辞。《谢相府启》即苏洵此次拒试不赴的谢辞。全文如下：
朝廷之士，进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讥于世，学者莫获其中。洵幼而读书，固有意于从宦；壮而不仕，岂为异以骄人？上之，则有制策诱之于前；下之，则有进士驱之于后：常以措意，晚而自惭。盖人未之知，而自炫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效官；仰而就之，良亦难矣。以为欲求之无辱，莫若退听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为养；行年五十，将复何为？
不意贫贱之姓名，偶自彻闻于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试，固以大异其本心。且必试而审观其才，则上之人犹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于上，则洵之意以为近于强人。遂以再辞，亦既获命。于匹夫之贱，而必行其私意；岂王命之宠，而敢望其曲加？
昨承诏恩，被以休宠，退而自顾，愧其无劳。此盖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惨百辟，德泽所畅，刑威所加，不阳而熙，不寒而慄，顾惟无似，或谓可收，不忍弃之于庶人，亦使与列于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贤俊之望，下以解其终身饥寒之忧。仰惟此恩，孰可为报？
昔者孟子不愿召见，而孔子不辞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谨其所以取之之故。盖孟子不为矫，孔子不为卑。苟穷其心，则各有说。虽自知其不肖，常愿附其下风。区区之心，惟所裁择！（《嘉祐集笺注》卷一五）对于苏洵，朝廷与执政也并不是全然弃置不用，只不过官小了些，而且还要考试。苏洵自己谢辞不试。我们认为，苏洵这篇骈体的谢启也运用了与他的史论相似的笔法，或者竟至于把史论的笔法移植过来，易地皆然，从而取得了感人效果。
苏洵，包括苏轼、苏辙在内的“三苏”，都以史论见长。谢枋得在评论苏轼的史论时曾说：“凡作史评，断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败，如明官判断公案，须要说得人心服。……须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时，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当如何应变，当如何全身，必有至当不易之说，如弈棋然。……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长于作论。”（《文章轨范》卷三）这是说，史论并非人人皆能，史论关键要善于揣摩历史人物的当时心理，而心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所以史论又往往注重发掘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重新在多个历史事件中建立联系。因此，简单说，事势和心理成为史论的两大要素，在这两大要素的互动之中尝试对于历史事件作出新理解，新解释。苏洵的史论正是如此，“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曾巩《苏明允哀辞》，《曾巩集》）。
苏洵在这篇《谢相府启》里也可以说主要处理了事势和心理这两个方面，只不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心理变成了有关他自己进退、出处的事势和心理。个人的处境事势和心理也似乎像他笔下那些著名史论所论的事件与人物一样，被冷静地推置于一个适当的距离之处，苏洵也仿佛身外化身，悬拟与自己相关的各种事件及其可能的影响，并在它们之间建构起自己可以无愧、执政大臣可以理解的联系。
苏洵早年科场不利，二十五岁之后始绝意科举，“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一意钻研古代经典，“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嘉祐集笺注》卷一二）。嘉祐初年，欧阳修为之延誉，“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欧阳修全集》）。但依然求仕不遇，招试而辞不赴者再；在科举不第之后，苏洵遭受了同样绝望的第二次打击。这些可算是苏洵写作《谢相府启》时所面对的基本事实。而从这些事实出发，苏洵对他的辞而不试作出以下他个人的假设、推理。
一个人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试，需要自炫，以让别人知道，让别人相信；“盖人未之知，而自炫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效官”。自己早年参加“制策诱之于前”、“进士驱之于后”的科举考试，就是如此。
相反，一个人如果己经摒弃了“声病剽窃之文”，在研习经典、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写出了“几策”、“权书”、“衡论”等经世致用之文，声望“彻闻于朝野”，那么，这样的人就应该不试而用。
如果不任用，或者还需要考试，那就是还不相信他的才能，“必试而审观其才，则上之人犹未信其可用”。
在这样不信任的情况下赴试，那等于是强迫人相信自己，接受自己，“未信而有求于上，则洵之意以为近于强人”。
因此，“仰而就之，良亦难矣。以为欲求之无辱，莫若退听之自然”。
当然，两次辞命不试与自己上书、呈文的求荐之举也并不矛盾。往近处说，要在“进而不知休”的朝廷之士与“退而不知反”的山林之士之间取得平衡；往远处说，不辞小官的孔子不为卑，辞召不就的孟子不为矫，这些古代圣贤才是值得追随、师法的榜样……
以上事实、假设和推理，也构成了苏洵辞召不试的总体情势和个体心理，蕴蓄着强烈的逻辑、情感甚至道义的力量。嘉祐三年，苏洵第一次辞召试舍人院，在《与梅圣俞书》、《答雷太简书》等书信之中也曾解释过自己辞命不赴的理由。如《与梅圣俞书》说：“前月承本州发遣赴阙就试。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一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自思少年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千里召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嘉祐集笺注》卷一三）《答雷太简书》说：“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复不信，只以为笑。”（《嘉祐集笺注）卷一三)这以后两年，苏洵第二次辞召试紫微阁，《谢相府启》写给宰相富弼。我们把这些前后仅仅两年之差的书信对照阅读，可以更好地看出苏洵基本的辞试理由并没有多少改变，只不过《与梅圣俞书》、《答雷太简书》因为是私人之间的信函，比写给执政的《谢相府启》更随便，信笔所之一无遮拦，而《谢相府启》则将在《与梅圣俞书》、《答雷太简书》中略显泛滥的情感隐藏在步步为营的假设、推理之下，隐藏在简括刚直的骈句之下，隐藏在矜持凝重的骈体风格之下。
另一方面，苏洵对于朝廷召试的态度也只是建立在他个人的有关理解之上——我们称之为苏洵的假设、推理。朝廷任官、取士，也许自有一套严格规则，要求一个人考试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不相信他的才能。张方平为苏洵所作的《文安先生墓表》说：“仁宗时海内安，朝廷谨持宪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雁不至于岩谷。奉常特召已为异礼，属之论撰，台阁之渐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啬于命也。”（《嘉祐集笺注》附录一）叶梦得《石林燕语》说：“欧公荐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时富公、韩公当国，虽韩公亦以为当然，独富公持之不可，曰：‘姑稍待之。’”这些都分别讲出了朝廷任官、取士的客观制度和执政者的谨重心理。不过，指出苏洵的个人理解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未必相符，并不是要得出否定《谢相府启》的结论，恰恰相反，正如实际的史实不能否定苏洵有关史论的价值一样，在苏洵“驾空立意”的情势和心理面前，重要的是这些情势和心理本身所具有的力量。也正如《谢相府启》在最后一段援引孔孟的例证时所说：“苟穷其心，则各有说”，而我们也不妨为此更进一解：苟穷其心，则各有说，说各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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