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期
谈谈杜甫的两次创作落潮
作者：王许林
这种平庸、空虚、闭塞的宫廷官吏生活，岂能不熄灭一个诗人的天才火花？但一次意外的政治打击，却拯救了杜甫及其诗歌创作。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在朝廷的权斗中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一个管理地方祭祀的小官。这次贬谪就杜甫个人的仕途来说或许是个悲剧，但对他的艺术生命来说却是一大幸事。杜甫从此告别宫廷而回到民间，由侍奉皇帝而走向人民。 时代的动乱、民众的苦难、统治者的丑恶，重新进入他的视野，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改变了他的情感，升华了他的精神——无疑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全新的题材和境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杜甫赴华州的途中，耳闻目睹了被强征夜捉的少年、老翁、老妪及“暮婚晨乃别”、 “人生无家别”、“子孙阵亡尽”等种种人间惨剧，他的人格和良知受到洗礼，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和娴熟的艺术技巧，奋笔写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组诗“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开创了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光辉典范。王安石选杜诗作为压卷之作的《洗兵马》，也作于此时。“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杜甫兴会淋漓地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和时代最强音。此后不久，杜甫终于对官场、对政治彻底绝望了，或者说大彻大悟了：“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在华州任上毅然弃官而去，经甘肃秦州、同谷而漂泊西南的川湘，汇入社会生活的洪流，真正迈向一个伟大诗人的创作生涯，以《秦州杂诗二十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等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不朽地位。
我们无意给杜甫抹黑。恩格斯评论德国古典大诗人歌德时说过：“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杜甫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的两次创作落潮正是他“渺小”、“庸人”一面的具体表现，但同歌德一样，并不影响其“伟大”’、“天才”的光芒。“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们需要进一步深思和探究的，是从杜甫的曲折起落中汲取一点历史启示：文学创作的生命力不在于象牙塔中，不在于孤芳自赏中，而在于人民大众的丰腴的生活土壤中。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所撰的对联可谓一语破的：“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惟有摆脱名缰利锁、虚荣浮华的束缚，真正把握“世上疮痍”、“民间疾苦”，不断开拓自己的生活领域的广度和深度，真切体察人民大众的痛苦与欢乐、希望与憧憬，方能创作出辉耀天地的作品！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出版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