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3期
突破“桐城”，自成格局
作者：路海洋 邢蕊杰
欲厘定“阳湖文派”在清代古文史上的地位，须先从“桐城派”说起。“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前后呼应接踵，被称为“桐城三大师”。方苞持说鼓吹在乾隆初，而到了乾隆末年，“桐城派”之名已经天下共知，影响所及，为古文者多向他们效仿学习：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曾国藩《曹文正公文集》卷一《欧阳生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尤其乾隆四十四年（1779）姚鼐《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编成，“桐城派”的地位正式确立。此后“桐城”古文影响日大，直至清末而余绪不坠。而“阳湖古文”的兴盛主要在乾隆末年、嘉庆、道光间，若以乾隆五十二年（1787）张惠言赴京与恽敬定交为始，以道光二十一年（1841）李兆洛七十三岁辞世为讫，“阳湖文派”兴盛近六十年，而此六十年正是“桐城派”披靡天下之时，那么“阳湖文派”可以特然挺起，必然有突破“桐城家法”而能自我树立之处，概括言之，可分三点。
其一，取法六经史汉，兼宗诸子百家的文学视野。“桐城派”古文家“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标举“义理、考证、文章”，大抵不出宋儒范畴，故所为古文虽根柢儒术而具儒雅之格，而他们的敝处亦在拘束宋儒，其下者常乏性情，格局极为逼仄。“阳湖”作家察其弊端，矫以深广宏通，矫以“性情”，拓展了古文写作根柢、取材的路径。恽敬的策略是根柢儒术而兼综百家，其古文颇有纵肆之气，虽出于“桐城”，而与“桐城”古文的风格迥别；张惠言以道统自任，为纯儒学者，他对于“桐城派”的突破，在于超出宋儒框范，直溯六经，揭橥文章本源，并且其古文濡染性情，往往摇人心魄，也与“桐城”异趣；李兆洛古文风格以“温润缜密而有玉德”为主，已是突破宋儒远接经典，而其论文主“性情”，文章所擅长亦在“性情”，更是跳脱“桐城”界范，自然不似“桐城”；陆继辂一生为多情之文，论文主“意内而言外”、“自竭其才与识”，对“桐城派”古文甚至颇有微词（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一四《删定望溪先生文序》，清嘉庆二十五年合肥学社刻本，版本下同），其多情近张惠言、李兆洛，其论文主“意内言外”同于张惠言，这已经破出“桐城家法”，则继辂固非“桐城”门人。
其二，骈散融通的文学创作思路。自韩愈等提倡“古文运动”，天下响应，古文称为正宗，厥后虽有晚唐的再兴，又有宋人如欧阳修、苏轼在骈散沟通方面的努力，但骈体文与古文已“隐然如敌国”（同上卷一四《与赵青州书》），遭人抑斥，则是事实。至清，虽有所谓骈体复兴，而古文正宗“桐城派”则谨守“家法”，对骈体也持贬抑态度，梅曾亮甚至以“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所措”（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岘山房诗文集》卷二《复陈伯游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相贬斥，而“桐城派”古文传衍而下的另一弊端正在于确守古文统绪，致使古文易趋质木死板、枯燥琐屑。“阳湖”古文家除恽敬骈体创作略少，其余多可称骈文家。以代表作家而言，张惠言为纯儒学者，而骈体大赋、骚体赋、小赋俱称名家，其古文以赋法浸润，博通流转，是讲“骈散融通”；李兆洛辑《骈体文钞》三十一卷，力倡“骈散融通”，其文骈散往往不隔，散中有骈，骈中有散，《骈体文钞序》、《姚石甫文集序》、《马瑙泉别墅记》、《岁寒堂夜课图记》诸篇，绝不沾染“桐城”气息而俱可称为骈散交融的佳作；陆继辂《与赵青州书》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立论，已辩明“江、鲍、徐、庾、韩、柳、欧阳、苏、曾”（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一四）诸家，不应歧而为二。“阳湖”诸子以张惠言、李兆洛、陆继辂为代表，主张并在文学创作中实践所谓骈散交融，在“桐城家法”之外另辟途径，亦是拓展了古文创作的思路。
其三，以学济文的文学创作策略。历来论者对“桐城”古文弊端的批评，有一方面即是集中在“桐城”作者的“空疏”不学上。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衡鉴清代学术，在论及“桐城派”宋学与以吴、皖两派为代表的汉学“树敌”时说道：
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桐城巨子，曰方望溪、姚姬传。方、姚固文人，而自谓尸程、朱之传，其实所自得者至浅薄。
对“桐城派”代表人物的学术造诣大不以为然。又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以“空议”、“空文”、“空疏”论“桐城”古文家之不学云：
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合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亦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后桐城古文传于阳湖、金陵，又数传至湘、赣、西粤。然以空疏者为之则枯木朽荄，索然寡味，仅得其转折波澜。
事实上，正是因为“桐城”古文家过于专注宋儒学说，思想为其所拘囿，往往染有空疏不学之敝，他们标举的“义理、考证、词章”之说，在浅薄者那里往往徒有其表。而“阳湖派”诸家恰能以实学矫“桐城”之“空疏”，使得古文创作趋于沉实。如其代表人物恽敬，兼治百家，特别擅长经济之学，美国人艾尔曼甚至认为他是“实际上完成了庄存与转向公羊学的政治目标，标志着今文经学的形成”的重要人物（艾尔曼著，赵刚译《经济、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惠言为一代经学大师，是清代《易》、《礼》学的重镇；李兆洛与常州今文经学大师庄存与被魏源称为“并世两通儒”（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尤其长于地理之学；陆继辂虽然不以学术名世，但他在金石考证与方志学上的成绩，也是学界公认的。他们的学术造诣融润于古文创作，恽纵肆而有据，张博通雅润，李如前所述“温润缜密而有玉德”，陆则婉挚多情而“按之皆有物”（董士锡《齐物论斋文集》卷二《崇百药斋诗文集叙》，道光二十年江阴暨阳书院刻本），确乎在“桐城之风”外，别有另一种风格、境界。
综上可知，“阳湖派”从文学创作的取径、文学创作的思路与创作策略等三个主要方面，成功地实现了对“桐城家法”的突破，再结合诸人的创作实绩，真可谓别辟途径、自成格局。那么“阳湖派”在清代古文史中亦须有相应的地位。
论者言“阳湖派”地位，多将其放置在与“桐城派”的比照联系中，来进行考察论定，而众说纷纭。排比诸家意见，可分两大类。一类持“阳湖”、“桐城”各有渊源、各自成派之说，以姚华、蒋逸雪为代表，占少数。这一类观点过于强调“阳湖派”与“桐城派”的不同之处，而忽略其对于“桐城派”的继承学习，未为公允。另一类认为“阳湖派”实出于“桐城派”，占大多数。这一类观点若细分，又可分三小类。
第一，“阳湖”不过“桐城”之后续。以徐珂、刘师培、郭绍虞为代表。这类观点，其长处在揭出“阳湖”、“桐城”两者间渊源，短处在仅见“阳湖”之于“桐城”的继承，而不见其对于“桐城”的突破，亦不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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