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3期
诏令类文体（二）：制书、诰、敕书
作者：吴承学 刘湘兰
虽然制书的使用场合和行文格式比较复杂，但从后世文集所选秦汉制书来看，其作为“制度之命”的特征更为突出。如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制”类文章选有《秦始皇除谥法制》、《始皇除封建制》。《秦始皇除谥法制》曰：
肤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的这篇制书，就是为废除自古以来的谥法制度，并确立一种新制度而发布的公文。又如黄佐《六艺流别》“制”文类收录三篇汉代制书，有汉高祖《天子所服制》、汉武帝《有司举贤制》、《议博士弟子制》，此类制书都是先由有司进行讨论，再将制定的决议进奏皇帝，皇帝批答曰“可”，由此形成一项国家制度。以汉高祖的《天子所服制》为例，《汉书•魏相丙吉传》记载，汉高祖曾诏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当时的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将军王陵、太子太傅叔孙通等人商议说：“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群臣商议后，由大谒者襄章上奏给汉高祖。高祖审阅后，制曰“可”。由此，汉代皇帝一年四季中的衣着服饰作为一项有利于“奉宗庙安天下”的礼制得到确立。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云：“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说明制书具有强制性与规范性。
汉代王言初定时，制书与诏书有时很难区分，如汉文帝的《除肉刑诏》，从其内容而言，似乎也符合“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的定义。而且汉代皇帝发布命令时，经常首称“制诏”。一些学者如吴曾祺、薛凤昌和詹等人据此认为汉代的制与诏并没有区别。郝经则认为“制诏”二字联用具有特定意义，即“特有处置，告谕大臣，则曰‘制诏’”（《郝氏续后汉书》）。但是，蔡邕《独断》将“制诏”分开解释，他说：“制诏，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告也，告教也。”根据禁邕的解释，制是法制，由皇帝发布并形成稳定的法令制度。诏则是告示天下、告诫与教导之意，此处的“诏”并非文体意义，而是作为动词使用。从文体功能来说，制书直接体现了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具有更强的制约性。
唐宋时期，制书在功能和语体表达上与汉代不同。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由于武则天名“曌”，为避讳，“遂改诏书为制书”。此时期的制书兼有诏书的功能。徐师曾《文体明辨•制》对唐宋制书的文体体制进行了描述，他说：“唐世，大赏罚、赦宥、虑囚及大除授，则用制书，其褒嘉赞劳，别有慰劳制书，余皆用敕，中书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门下、中书、尚书）等官，而罢免大臣亦用之。”总体而言，“以制命官”，是唐宋的制度。制书的语体以骈俪文为主，便于当庭宣读。
诰
诰的原义有告知、告诫和勉励之意。《尚书》中的诰较多，所以古人称诰是《尚书》“六体之一”。《尚书》现存最早的诰为《汤诰》，是商汤要求众官勤于政事，若有懈怠将予以惩罚的告示。早期的诰不只限于王言，可以君臣相告，上下相告。如《仲虺之诰》是下以诰上，《大诰》、《洛诰》之类则是上以诰下。
自秦始皇改命、令为制、诏后，汉承秦制，秦汉时期王言很少用诰。汉武帝元狩六年，始有诰文出现，据《汉书•武帝纪》载：“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此诰当是承《康诰》、《唐诰》封王用诰之古意。另外王莽篡位时，曾仿《周书》做《大诰》。东汉张衡有《东巡诰》，颇为后世推重，其文曰：
惟二月初吉，帝将狩于岱岳，展义省方，观民设教。率群宾，备法驾，以祖于东门，届于灵宫。是日也，有凤双集于台。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为天地主，栗栗翘翘，百僚万机，心之谓矣。孰朕之劳，上帝有灵，不替朕命，诞敢不祗承。凡庶与祭于坛之位者曰：怀尔邦君，寔原先帝，载厥太宗，以左右朕躬。”群臣曰：“帝道横被，旁行海表。一人有韪，万民赖之。从巡助祭者，兹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凤，通玄知时。萃于山趾，与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汉之祺。”帝曰：“朕不敢当，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此诰主要是记载汉安帝东巡泰山祭天事，专意褒美。文辞古雅，庄重温润，颇有三代遗风。又有西晋夏侯湛的《昆弟诰》，是对自己兄弟的谆谆教诲之辞，语意舒缓，行文流畅，古风犹存。虽然汉晋期间的诰文不多，但不论从文体功能还是从语言表现方式来说，此时诰文的创作都保留了先秦诰文的特色。
唐宋之后，诰的文体职能发生了变化，主要用于除授官职。据苏鹗《苏氏演义》记载：“诰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闻之。今言告身，受其告令也。”《新唐书•选举志》记载朝廷除授官职时“皆给以符，谓之告身”。吴曾祺《文体刍言》又有“告词”体，“所以授入仕者，即诰之异名，与唐代之告身，亦大略相似”。可见唐时所谓“告身”，与“诰”相近，即是皇帝授官之诰令。吴讷《文章辨体》“制、诏”条认为唐时“告身”用来授六品以下官吏，言之不确。唐李肇《翰林志》记载“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又据《新五代史•刘岳传》：“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岳始也。”可见告身最初只用于任命高官，后来才有百官皆赐告身的制度。宋代，除拜三公、三省长官用制书外，授其他官职时多用诰文。而且，宋代的诰文除了授官之外，还可用来“追赠大臣、贬责有罪、赠封其祖父妻室”。王应麟《辞学指南》以宋代曾肇的《侍御史除右谏议大夫诰》为范文：
敕：朕惟天圣之初，仁宗在位时，则有鞠咏、刘随、曹修古、孔道辅之徒，迭任言责，故能振肃纪纲，裁戢奸幸，一时之盛，号为得人。终仁宗世四十余年，虚怀纳谏，言路无壅者，此数君子开导之力也。朕以冲眇，获主大器，夙夜恐惧，唯祖宗是宪。故自即位以来，旁求哲士。或拔于冗散，或起于废逐。置之台省，庶广聪明。果得忠良，以辅不逮。具官某，刚毅正直，清明惠和，守古据经，论议不苟，履仁蹈义，操行有常。擢自小官，处之谏列，而能信道不惑，遇事辄言。进贤退奸，尔实有力。执法柱下，风望弥高。不有褒升，何以示劝？谏大夫掌侍从规讽，职清地重。今以命尔，以旌尔直。尔其朝夕纳诲，以广朕心。尚继天圣之风，以有无疆之问。可。
可以说，其语言风格、内容格式在宋代诰文中具有代表性。
明清两代，诰也是用来封官授职。《明史•职官志》：“中书科舍人掌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事。诰敕，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诰命、六品至九品敕命。”清承明制，诰的使用基本相同。
文体学家往往将“制”与“诰”放在一起加以讨论，并对二者的文体体制进行了比较辨析，如吴讷《文章辨体》、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薛凤昌《文体论》等。其原因可能是自唐宋以来授官既用诰文，也用制书，二者文体功能相近。不同的是，制书主要用来拜三公、三省的大官员，而“诰”则只用来宣告一些庶职的委任。明代的情况恰好相反，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对此有详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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