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3期

萧条异代不同时

作者：刘绪义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因称船山先生。明亡，王夫之在衡山举义兵阻击清军。战败后退至广东肇庆，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行人。因面责兵部尚书王化澄“徇私植党”，差一点身陷大狱，死于非命，就到桂林依附拥立永历的瞿式耜。当瞿氏殉难之后，船山知事有不逮，就决心隐遁。先后辗转湘西、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栖伏林谷，随地托迹，潜心学术，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历四十年“守发以终”，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于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领域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蕴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和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地主，主张“以夫计赋役，而不更求之地”，“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倍之”。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这些为人熟知的东西我们就不详说了，这里要说的是一个长期以来为人们所难以理解的谜。
　　众所周知，凡读过杜诗的人，谁不为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对人民的挚爱而动容呢？王夫之却是一个例外。其例外之处何在？
　　其一，王夫之是第一个讥批杜甫诗品人格之人。王船山批杜可以说是遍及杜诗。如在评杜甫《漫成》一诗时说：
　　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力（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七月》、《东山》、《大明》、《小毖》，何尝如此哉！（《唐诗评选》卷三，《船山全书》第十四册）
　　直指杜甫的诗是为了装门面、盈局面。又说：
　　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
　　一件衣服穿十年，一个月才吃九顿饭，这样穷愁潦倒的人怎么可能来行忠孝呢？继而他还对杜甫忧国忧民之情提出了怀疑，如他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说：
　　《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诗广传》卷一，《船山全书》第三册）
　　在船山看来，杜甫之忧其实是表面功夫，忧之在眉就是假忧。
　　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历来被人称为杜甫“平生第一快诗”，格调之快，心情之快溢于纸上。王夫之却认为：“杜有‘剑外忽传收冀北（当为蓟）’诸篇，大耍此一法门，声容酷肖，哀乐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唐诗评选》卷四）在船山看来，正是他大耍“忧之以眉”的法门的例子，也是大雅之衰的明证。
　　总之，在老先生眼里，杜甫是一个满纸虚声，空话连篇，只知呼穷叫苦，不知忧国忧民的心术不正、人品不端的人物。
　　除此而外，还在评初唐王绩《野望》时骂杜甫“诲淫诲盗”：
　　“大都读杜诗诗学杜者皆有此病，（不绍古响），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馓子也。杜于歌行自是散圣、庵主家风，不登宗乘，于他本色处拣别可知。（《古诗评选》卷一）。”
　　其次，他是第一个提出“李优杜劣论”的人。
　　第一个提出“李优杜劣论”的，《渔隐业话》指是元稹，元稹先杜而后李，引得韩愈不快，作“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来回应，提醒大家要对李杜并重。此后，唐有白居易、宋有葛立方，则明确黜李扬杜；宋有杨亿、明有杨慎，则黜杜扬李，元明两代，基本上是李白的风头要远远超过杜甫。
　　到清代，由于乾隆帝撰《唐宋诗醇》，并在自序中说：
　　有唐诗人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为风雅之正宗，谭艺家至今奉为矩矱，无异议者。然有同时并出，与之颉颃上下，齐驱中原，势均力敌，而无所多让之太白，亦千古一人也。
　　又云：
　　李杜二家，所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者，观其全诗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纵恣不羁，飘飘然有遗世独立之意。子美沉郁，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穷极笔势，尽情事之曲折而止。
　　最后乾隆总论李杜云：
　　若其蒿目时政，疾心朝廷，凡祸乱之萌，成败之实，靡不托之歌谣，反纵慨叹，以致其忠爱之心，其根于性情，笃于君上者，按之固无不同也。至于根本风骚，驰驱汉魏，撷六朝之精华，扫五代之柔靡，词华炳蔚，照耀百世，而人又何以异哉？
　　乾隆的出发点是李杜不分轩轾，因而，后世就以“诗不可以论劣”为李杜优劣论作结。
　　其实，此前不管是黜李扬杜还是黜杜扬李，抑或是李杜并驾论者，多从诗的才情和思想作结，而独独王船山，第一次明确提出李优杜劣，则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的。
　　李独用本色，则为‘金陵送别’一流诗，然自是合作。杜本色极致，唯此《七歌》一类而已，此外如夔府诗，则尤入俗丑。杜歌行但以古童谣及无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兰诗》与俗笔赝作蔡琰《胡茄词》为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处。高者为散圣，孤者为庵僧，卑者为野狐。
　　后人称杜陵为诗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俗子非出像则不省，几俗卖陈寿《三国志》以雇说书人打匾鼓，夸赤壁鏖兵。可悲可笑，大都如此。（《唐诗评选》）
　　在这里，王船山也从本色入手评议李杜，但他认为杜甫真正称得上本色的，只有《七歌》。至于其他类诗，孤、卑参杂。
　　他讥杜诗《石壕吏》是“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认为誉杜诗为诗史者是“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闵者”（《古诗评选》卷四），指斥杜陵“三别”是“偨厓灰颓，不足问津风雅”，堆砌事实，缺少气骨，乖离风雅之旨。
　　在评《千秋节有感》时说：“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为是杜至处。”
　　在评《后出塞》之一“献凯日继踵”时说其“直刺而无照耀，为讼为诅而已”，“杜陵败笔有‘李瑱（李鼎）死歧阳，来瑱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漫骂之祖，实是风雅一厄。道广难周，无宁自爱”。
　　那么，王船山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贬杜批杜呢？为什么他要逆无数杜甫的拥趸们的喜好，把杜甫从诗品到人品全盘否定呢？这几乎成了众多研究杜甫和王夫之的学者们郁积在心的一个谜。
　　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解开这个谜。
　　说起来，王船山对杜甫是情有独钟的。王船山贬杜批杜并非随兴所为，从上文列举的例子来看，他是熟读杜诗并为杜诗作了厚厚的评点的。可以说，他与这位相隔900余年的前辈诗人杜甫是由爱生恨，爱恨到了难以融解的地步。这里只需举一个例子：
　　杜甫有一首题为《月》的诗：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尘匣元开境，风帘自上钩。
　　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
　　杜甫对于“月出”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他的诗里曾反复出现月的意象，每一次写月都感受到一种新生般的体验。这首诗，苏东坡曾给予高度的赞美：“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此殆古今绝唱也。”可见此诗的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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