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3期
清帝读书之勤奋（清宫典籍文化简介之三）
作者：大 江
康熙自幼刻苦读书，在康熙八年，他下令恢复历代帝王学习的两种重要形式——经筵和日讲仪注。举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康熙无不勤加披览。据记载，康熙亲政后，仍然每天五更起身，首先诵读，然后处理政务，即使身体不适，痰中带血，也不放松。经筵也好，日讲也好，都必须有适合需要的经书。康熙时期，编撰、刻印了大量经筵、日讲教材，比如《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礼记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四书解义》等（见图一）。另外，康熙还令儒臣编撰了《御纂朱子全书》、《御纂性理精义》等，以确立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在为政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治国方略。康熙十七年正月，诏曰：“治道首崇儒雅，”“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机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
康熙的政治思想深刻影响了他的子孙，为雍正、乾隆所继承和发挥。雍正即位后，为国事勤求治理，日理万机，史称“自古国君勤政未有如世宗者”。雍正在位时，曾多次前往国子监讲学。《雍正临雍讲学图》（见图二），描绘了雍正在国子监讲学的场面。
乾隆的多才多艺，更为人们所熟知。乾隆博学深思，平生手不释卷，著述繁多，诗书画俱佳。乾隆有御制诗四万多首，诗作之多，首屈一指，可见其创作之勤。乾隆又是一位爱写字的皇帝，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留下题字最多的。乾隆书法各体兼能，笔致秀丽（见图三）。清代汉学复兴，由经及史，用治经的方法治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乾隆曾下令纂修《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御批通鉴辑览》，试图对历史上诸多是非及有争议的问题作出最终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