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沉潜文献，恒毅拓新
作者：邓 建
一
王兆鹏先生师从一代词学宗师唐圭璋先生，在唐先生门下三载，勤于问学，刻苦上进，恭敬有礼，深受唐先生赏爱，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成为学坛佳话。王兆鹏先生每念及师恩，无不唏嘘感慨，曾多次撰文抒发对先师的怀念与追思。一方面出于对先师道德学问的无限景仰，另一方面出于传承学脉、弘扬学术的自觉意识，王兆鹏先生始终视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考据等实证研究为自己治学的立身之本。他常常对门下弟子讲，文献考据是唐门硬功，唐门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词学批评与理论建立在文献学的扎实基础之上。治学二十余年，他在文献考据方面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除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两宋所传词集版本考》等多篇论文外，《张元干年谱》、《两宋词人年谱》、《词学史料学》、《全唐五代词》（合著）、《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主编）等著作皆以文献丰赡、考订详明、厚重沉实见长。他精于考据且乐此不疲，在近期刚刚完成了一部39万字的《两宋词人丛考》后，他还意犹未尽，因为宋代有1490多位词作者，绝大多数的生平事迹都不清楚，很多连最基本的生卒年、籍贯等都不知道，如果一个个地考下去，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所以他还要继续做下去——不但自己做，还要培养一批有兴趣做、有能力做的考据新人，和他一起做。
王兆鹏先生恪守师承，注重考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排斥理论阐释与宏观研究。他对于理论阐释与宏观研究不但不排斥，而且还十分钟爱、擅长，可谓笃信师说而善发其蕴者。他认为，唐先生不但在词学文献学方面贡献最为突出，在诠释批评和理论建构方面也多有贡献，除了《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论词之作法》等专论文章外，唐先生的很多文献学著述实际上也都包含了不少精辟的理论见解。而且，当年他自认为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较为薄弱，打算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先生得知后，反复教诲他不可“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此后，他谨遵唐先生教诲，有意识地在理论阐释与宏观研究方面进行尝试。经过多年的辛勤探索与不懈努力，他不但补足了自己当年的“短”，而且让当年的“短”也变成了“长”。他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唐宋词史论》、《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等著作都体现出旧学与新知兼融、考据与阐释并重的治学特点，另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更纯粹是阐释性的。他在范式批评、群体研究、词史研究、定量分析、文学传播、学术史研究等方面皆有重要成果问世，而且不断抛出新理论、新见解，横空出世，倍受瞩目。他运用范式批评的方法，从唐宋词的抒情方式和发展过程中提炼抽绎出“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抒情范式，揭示和描述出三种范式的更迭演进历程，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为古典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新途径。他受文学社会学有关理论的启发，依据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对宋词进行了全新的分期，其论说之创新、见解之独到令人叹服。他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移植于词学研究，对唐宋词进行定量分析，方法新奇，论证严密，结论科学，众人响应，声势壮观。他将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与文学传播研究相结合，让文献学的版本目录研究为文学传播研究服务，在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观念与效果等方面都有全新的发现。
对于文献考据和理论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王兆鹏先生有生动而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说文献考据是扎扎实实的“立地”的学问，理论阐释就是宏观把握的“顶天”的学问。做学问光“立地”不行，光“顶天”也不行，既不“立地”也不“顶天”、“悬浮”于半空更不行，做学问，就要立志做“顶天立地”的一等学问。做学问应该是两条腿走路，既能做实证性的文献考据，也能做阐释性的理论研究。文献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阐释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不重视文献考据，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阐释；不重视理论阐释，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就无从谈起。只有将文献考据与理论阐释结合起来，学术视野才能更加宏通，才能走出一条广阔的学术之路。如果换一个角度，文献考据与理论阐释的结合，实际上就是还原与建构并举。所谓“还原”，主要是指还原史实，也就是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将词学研究中一些关涉“史”的问题真正弄清楚，还原其本来面目。所谓“建构”，主要是指理论建构，也就是对词史中的一些现象做出新的诠释，提出和发现词史中的一些新问题并做出合理的描述和有效的阐释，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框架，开拓词学研究的新领域。还原与建构应该是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
二
大凡有所成就的学者，一般都有其独特的治学理念与路数。王兆鹏先生治学，除上面谈及的考据与阐释兼顾、还原与建构并举外，还有一个明显特点是治学思路非常清晰、学术架构层次井然，一招一式，皆有法度。具体而言，就是重点突破、深度掘进，横向延伸、立体拓展。
王兆鹏先生治学自张元干始。当年他还是一个有志于学问却不得其门而入的在校大学生，由于平日注意用比较的方法读书，遂无意中发现诸文学史著作对张元干的生卒年说法不一、互相抵牾，惊讶之余，决心弄个究竟，于是找来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细读一过，结果发现张元干对自己的生年已经说得很清楚，《芦川归来集》卷十《庚申自赞》说自己“行年五十”，庚申是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上推五十年即为元祐六年，也就是1091年；同卷《甲戌自赞》又说：“芦川老居士，今春六十四。”甲戌就是绍兴二十四年，逆推64年也是元六年。张元干的生年问题虽然已经解决，但王兆鹏先生并未就此罢休，继续深挖细究，写出了他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小试牛刀，颇有收获，他信心大增，倍受鼓舞，于是进一步搜集材料，广收博取，详征细考，反复打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张元干年谱》，树立起其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路标。他慧眼识珠，找准了张元干，就像是发现了一处蕴藏丰富、深不可测的金矿，不将其中的矿石采尽淘空，决不轻易罢手。在写作《张元干年谱》的过程中，他广泛阅读了张元干同时代及前、后时代作家的作品集以及大量相关的史部、子部书，积累了丰厚材料，制作了海量卡片，对于几部大部头的重要著作，如编年史书《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金石著作《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他更是自己动手为之编制索引。有了如此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他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40万字的《两宋词人年谱》，对葛胜仲、葛立方、叶梦得、吕本中、向子等五位南渡词人的生平行事、著述、交游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编年，从中可以全面了解宋南渡之际的文坛活动和文坛风尚。杨海明先生发表书评，认为该书是继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之后“词人年谱的又一部力作”。
在纵向的深度开掘之外，王兆鹏先生还有意识地对其研究范围进行横向延伸和立体拓展。为了写作《张元干年谱》，他问途于目录版本之学，对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的版本源流递变进行了详尽的考查，写出了第一篇版本考辨文章《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然后乘流而上，相继写出了《吕本中著述考》、《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词学秘籍〈天机余锦〉考述》、《两宋所传词集版本考》等大量学术论文，又撰写了《宋词大辞典》中所有唐宋词籍的版本辞条。在将张元干、葛胜仲、葛立方、叶梦得、吕本中、向子等人的生平行迹考查清楚后，他又一鼓作气、前后踵继，撰写了《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宋代十三家词人生卒年考辨》、《北宋词人王行年考》、《何大圭行年考》、《北宋隐士词人潘阆的生平考索》、《邓肃年谱》、《家谱所见李光墓志及李光世系考述》、《江西派诗人谢逸谢韩驹生卒年考实》、《宋南渡六诗人生卒年考辨》、《宋代诗人丛考》等系列论文，近期更推出了39万字的《两宋词人丛考》，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有了版本考订与作家生平考证的扎实基础与文献功底，王兆鹏先生做起辑佚、辨伪、校勘等工作来就水到渠成、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他和同门师友合作编纂《全唐五代词》，将迄今学界已知的唐五代词人词作悉数网罗录入，并对唐宋以来历代载籍中所载唐五代作品进行了全面辨析与清理，为读者提供了一部作品可信、资料可据、完善实用的唐五代词的总集定本，代表了唐五代词文献整理研究的最新水平。而且，围绕《全唐五代词》的编纂，他广泛搜讨海内外各种收有唐五代词的刻本、钞本，对有关作品集的版本源流与作者真伪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详明的考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花草粹编〉误收误题唐五代词考辨》、《〈古今词统〉误收误题唐五代词考辨》、《〈兵要望江南〉版本及作者考辨》等等，这些可算是《全唐五代词》的“副产品”。在《全唐五代词》之后，他又先后点校了《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天机余锦》等多部词籍，皆点校精审。然后，作为多年文献研究的点睛之作、倾心之作，王兆鹏先生推出了他的《词学史料学》。此书全面系统地介绍词学研究资料，分词体、词人、词集、词论、词学工具书五大门类进行了详尽介绍，资料宏富，蔚为壮观，给人以竭泽而渔之感，而且注重方法引导，介绍每种资料的具体内容、功用价值、检索途径，并举例详解，示学者以门径。自从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以来，好评如潮，评论者认为此书是词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以和前人《词林正韵》、《词综》、《词律》等并入“词家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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