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漫说唐宋诗：异同与优劣
作者：董乃斌
一
唐诗乃中国文化无上瑰宝，是国人永远的骄傲，此殆为全民族之共识。不必追溯得更远，我们这代人应都记得，即在“破四旧”呼声甚嚣尘上，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里，就仍有很多人偷偷地吟玩唐诗，年轻的父母也仍会教自己的孩子背诵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些或清新淡雅，或深沉多情的诗篇，慰藉着，柔软着，细腻着，丰富着，也美化着人们的灵魂，帮助人们度过那些被无谓斗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子。至于今日，在伟大的民族复兴途中，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生活也有更多的余暇，唐诗自然会得到人们更多的喜爱。
中国向有诗国之称。在中国文学中，诗歌起源最早，发达也早，而唐诗则创造了诗史的高峰。中国诗歌为什么恰恰在唐代登上峰巅？文学史家们曾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列举过许多原因，都有道理。概言之，则不妨曰：此乃历史的一种宿命。质言之，悠久漫长的诗歌史发展至此，一切条件均已具备，出现高峰自有其无可避免的必然性。
从诗歌内部言，诗体至唐而齐备，诗法至唐而精严，诗美至唐而璀璨辉煌无以复加。而从外部条件言，则唐诗得天独厚，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皇家、官府重视，科举以诗赋取士，皆是唐诗发展的有利条件。
唐太宗邀虞世南论诗并唱和，武则天亲自为诗歌创作竞赛颁奖，唐明皇率群臣赋诗送张说巡边，唐宣宗作诗哀挽白居易，历来传为佳话。更难得的是唐人下至平民几乎人人懂诗爱诗：“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吴胶粉，捧乞新诗。”（冯贽《云仙杂记》卷二），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一较短长，被梨园乐妓奉为“神仙”（薛用弱《集异记》），可证释子歌女对诗人的爱戴；“荆州街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刻三十余首）……背上亦能暗记。”（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长安歌妓因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大言增价，可见白居易诗在民间被崇拜受欢迎的程度；元“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元《白氏长庆集序》）描绘了唐诗风会之普及；洛阳商人之女、十七岁的柳枝姑娘酷爱文艺，擅长音乐，闻人口诵李商隐《燕台》诗，心领神会爱慕不已，主动提出与商隐约会（李商隐《柳枝诗序》），充分显示唐平民少女的诗歌鉴赏能力和对诗人的热情；王谠《唐语林》卷二载：“衡山五峰，曰紫盖、云密、祝融、天柱、石廪，下人多文词，至于樵夫，往往能言诗。尝有广州幕府夜闻舟中吟曰：‘野鹊滩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回雁峰前过，望断冢山一字无。’问之，乃其所作也。”可知唐时渔人樵夫皆能诗，且水平不低。此外，还有不少传说，讲到用诗竟能排难解纷，以至明人胡震亨击节感慨：“王毂举生平得意句，市人为之罢殴；李涉赠‘相逢莫避’诗，夜客为之免剽——唐爱诗识诗人何多！”（《唐音癸签》卷二六）
合以上诸例，足以证实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言其诗流传盛况之可信：“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也足以说明，诗在唐代确实已成为全民言志抒情、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工具，同时也可用来游戏，消闲，愉悦心怀，呈才斗智。唐人生活中到处有诗，唐人简直就生活在诗的氛围之中。正是如此全民性的积极投入，全民都来贡献聪明才智，才将唐诗推上了诗歌艺术的巅峰。
说到唐诗的根本特色，古人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唐诗主性情。元好问说：“唐贤所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七《陶然集序》）杨慎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升庵诗话》卷八）王士祯说：“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带经堂诗话》卷二九）这些自是针对唐诗总体特征的宏观判断。另一方面，唐代诗人众多，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各不相同，又加不少人经历曲折，心态屡变，诗风亦往往随之变化，所以，唐诗之风格、色彩极是丰富多样。别说整个唐诗，就是诗圣杜甫一人，平生就创造出多少风格，沉郁顿挫，豪放壮阔，悲怆凄婉，亲切诙谐，幽默多讽，议论风生，乃至玲珑轻倩、晦涩朦胧，可谓色色有之，以致后人认为宋人诗的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能在杜甫诗中找到源头。然而研习诗歌史既需细察，更需宏观，故“唐诗主情”以及“宋诗重理”这样就一代诗歌总体风格而作的概括，因为能够涵笼全体，而能得人们的会心与首肯。特别是将它们的总体和主体风格做比较的时候，这样的宏观概括，更有它的必要性和启发意义。
所谓“唐诗主情”，我理解，是说唐诗天真——充满天趣而又真诚，善于倾诉感情，且以倾诉感情（而不是挖掘思想）为创作的根本追求。唐人做诗当然也用心推敲，甚至字斟句酌，也发表议论，甚至也颇富理趣；但与宋人相比，就显得率意而洒脱，心思远不是那么细密深曲了。正如宋人做诗也绝非不用情（否则哪来的诗），但与唐人相比，却显得在炼意修辞上更下功夫，从而使诗意更深刻，诗艺更精微，而天真浑灏之趣则未免减少了些。批评唐诗的人爱说“唐诗浅”。是的，比起许多宋诗来，唐诗确实浅，意浅，语亦浅，它们往往直抒胸臆，写眼前事眼前景，不大掉书袋，较少耍字眼，也较少制造反常拗涩的句式，然而它们却与人心、与口语更为贴近，也更易引起普通人心灵的共鸣。这显然与唐诗属于全民所有这个根本特点颇有关系，这一点不但是宋诗，也是此后任何时代的诗所难以相比的。我们都熟知李白之诗在下层百姓中广为流传，白居易写诗追求“老妪能解”，以及杜甫诗中常有“村夫子气”的情况，不仅唐代最杰出的三大诗人创作“主情”而真诚，其他多数诗人大抵也是如此。唐人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他们生活在一个诗的时代，人们的心灵被诗占据着，从他们眼中看出去，几乎到处是诗，他们的喜怒哀乐都能够诗化——可也只能用诗的形式来对象化，因为他们还没有宋人那么多抒情叙事的文学工具可用，他们的情感和智慧都集中于诗歌，诗歌成了他们精神生活最主要的方式，也成就了他们精神创造的最大业绩。唐诗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大势如此，结果中国诗歌就命定地在唐代达到了它的峰巅。在这个无比壮丽、奔腾澎湃的文学洪流中，当然也包含着很多支派、分汊乃至回流，其发展变化也可分为很多段落，其中也就有高潮和低谷，只是这些都不能改变其汹涌向前的总趋势。于是后人发现：好诗大抵已被唐人做尽，诗歌的天地到处是唐人的声音和身影，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之路该怎么走？这实在是个历史性的难题。
二
宋诗存在于高度发达、美轮美奂的唐诗之后，从继承一面看，自有其得天独厚的好处；但从超越一面看，又处于高峰难再的困境。这是一切后来者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不甘步人后尘的宋人，在诗歌创作上不能不左冲右突，另辟蹊径，以继续攀登高峰。
审视文学史不难发现，宋人在抒情叙事和交流思想感情的文学手段方面多所创造，他们发展了词这种适合歌唱的长短句新诗体，发展了说话（小说）这种可供细腻叙事和精细刻画人物形象的新文体，他们手里多了两件功用卓绝、前途无量的文艺利器，他们文艺创造的天地比唐人更为开阔无垠。问题是传统诗体又将如何？因为科举考试科目变更，诗的功利用途减少，宋诗的天时地利均远不及唐诗。但宋人仍然发现诗歌发展并非已至绝境，尤其是格律体中的七言律绝，尚有深挖细凿、精雕细刻的余地。他们就在这些方面狠下功夫，投入大量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功夫不负苦心人，即使不计词创作的贡献，宋诗仍然堪称与唐诗并列的另一个诗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