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奏议类文体
作者：吴承学 刘湘兰
章、表是两种性质相近的上行公文，二者的文体意义接近。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解释章、表文体名称的由来时说：“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李善注《文选》时，将“表”解释为：“表者，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可见，章、表的文体名称，皆取发明事理，使之显见于外的意义。明代学者黄佐也认为：“章者，明也，其义与表同。……谢恩陈情，章表一耳。”（《六艺流别》）
不过，汉初制定礼仪规范，章、表是各自独立的奏议文体。二者在文体功能与文体格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据蔡邕《独断》记载，汉代的“章”主要用于向皇上谢恩、陈述事理。汉代的奏章首称“稽首”，要求首幅保留空白，以备皇帝诏旨批答之用，这种格式称为“需头”。而汉代的表文主要用于向皇上陈说事情，“标著事序，使之明白”。汉时留下的表不多，《全汉文》收有魏相的《表奏采易阴阳明堂月令》、刘歆的《上〈山海经〉表》；《文选》收录有孔融的《荐祢衡表》。另外，《文章缘起》有“表”与“让表”两种文体，分别以刘安的《谏伐闽表》和东平王刘苍的《上表让骠骑将军》为二体之始。可见汉代的表可用来论谏、荐举、进献图书和让官等。表文格式不要求“需头”，首称“臣某言”，尾称“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独断》）。
汉代以后，表的功能有所增加。据徐师曾总结，汉后的表文可用来请劝，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劝进表；陈乞，如曹植的《求通亲表》；进献，进书献物都可用；另外还可用于推荐、庆贺、慰安、辞官或解官、陈谢、讼理、弹劾。吴曾祺《文体刍言》又增有“降表”和“遗表”两种表文。降表“皆势屈力穷，为乞怜之语”，“遗表”则是大臣薨逝之前，上书帝王，或论国事，或为子孙乞恩，可知都是陈乞之用。
汉末以后，章、表二体不论从用途还是从文体体制来看，都难以区分。如黄佐就认为曹植的《改封陈王谢恩章》与谢灵运的《谢封表》没有区别。再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盛赞胡广“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黄佐却认为“近于表”。姚鼐也对这一问题有过论述，他说：“刘越《劝进表》是章体，而晋时已通谓之表。”来裕恂《汉文典》则认为章是“表之简者”。而且，汉代规定的章、表、奏、议四种上行文书，奏、表、议在后代得到继续沿用，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体体制，唯有章作为一种独立的公文文体，逐渐与表合而为一，最终导致章的功能被表所代替。徐师曾就认为章“自唐而后，此制遂亡”（《文体明辨序说》）。吴曾祺也说：“汉魏人多有此作，唐以后无之。”（《文体刍言》）
唐宋以后，表文依然是重要的上行公文文体。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时门下省和尚书省的上行文书中，都有表文。而且自唐以后，表文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知贡举，在进士科考试中以箴、论、表、赞代替诗、赋。至宋、明、清三代，表文都是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宋代王应麟《辞学指南》、清代王之绩《铁立文起》等书对表文的写作都有详细的讲解，以此来指导举子们练习写作表文。如真德秀说：“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贺、谢、进物，体各不同。累举程文，自可概见。前辈之文，惟汪龙溪集中诸表，皆精致典雅，可为矜式。”（《辞学指南》引）王应麟也对表文的写作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语不可尖新，铺叙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纲也。”（《辞学指南》）
章表作为公牍文体，其作用在于“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文心雕龙》），实用性、程序化强，而文学性较弱，所以大部分章表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不过，既然表文有“昭明心曲”之用，一些本身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作者在撰写表文时，往往能曲尽其致，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因此，历史上不乏文采斐然，情致独特的章表杰作。如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语言质朴，言辞恳切，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拳拳忠心，感情充沛而深沉，体现了诸葛亮呕心沥血辅佐刘禅的艰辛，感人至深。李密的《陈情事表》更是写得婉转凄凉，字字句句都体现了他对祖母的深情厚意，真是“一片至情，从肺腑中流出，令人心动”。另外，孔融的《荐祢衡表》、曹植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都是汉魏散文中的精品。
汉魏时期的表文以散文书写，文风朴实，造语清新自然，明白晓畅。六朝时表文或用骈文书写，或骈散结合，词藻华美，喜用典故，讲究对仗。刘勰认为“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强调写作表文需要真情实感，具有清辞雅义的审美价值。唐宋时期表文写作的语体风格完全不同于唐前。唐宋之后的表文用四六行文，唐、宋表文又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特征。“唐人声律，时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浑之风。宋人声律，极其精切，而有得乎明畅之旨，盖各有所长也”（徐师曾《文体明辨》）。据此，徐师曾将历代表文按其风格分为古体、唐体和宋体。林纾则认为唐表文“切实”、“典重”，宋表文“雅趣横生”（《春觉斋论文》），各有胜场。
奏
“奏”本义为动词，许慎《说文》解释为“进”。《尚书•尧典》有“敷奏以言”句，意思为陈述进献治国理政之言。早期的“奏”指向帝王进言献策这一行为。秦始皇将大臣的“上书”改称为“奏”，“奏”开始成为上行公文的统称。汉初定仪则，把向皇帝进言的文书分为四种，其二为奏，主要用于“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文心雕龙•奏启》）。奏的文体意义由此得到确立。秦汉奏书有相对固定的行文格式。据蔡邕《独断》记载，奏书首幅需保留空白处，以便皇帝签署意见。朝臣上书首云“昧死言”，文尾称“稽首以闻”。王莽篡汉后，将首句的“昧死”二字去掉，改为“稽首”。光武帝因循之。后汉朝臣上奏首称“稽首顿首”，外官奏书首称“稽首再拜”，均以“稽首以闻”作结。由于奏用来向皇帝“陈情叙事”，撰写奏时要注意语气舒缓，说理透彻，叙事清晰，文辞渊雅。
汉代又将向皇帝奏事的文书称为“疏”，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匡衡的《上疏言政治得失》、《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等，或陈政事，或献典仪，其实质都是奏文。所谓“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文心雕龙•奏启》），奏书最讲究条理清晰、疏通简洁。“疏”正取“疏条其事而言之”（《汉书》颜师古注）之意。郝经《续后汉书》在谈到奏时，认为“其文亦书、疏也。”可见奏、疏异名同质。后世学者往往将奏、疏连称，并成为章奏之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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