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三国演义》的帷幄特色
作者：李艳蕾
但是刘备不只是刘备、诸葛亮之主臣关系中的刘备，他还是刘关张兄弟关系中的刘备。桃园结义是三人至死不渝的情义。但这种超出寻常的亲密关系，对于整个刘备军事集团的共同事业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关羽不言自明的（他有千里走单骑的壮举）和张飞时时叫嚷的他们与刘备非同寻常的关系，让所有人都在桃园之义面前后退一步。对此距离越近感觉应该越清楚。夏志清说诸葛亮“从一开始”，“就把关羽和张飞看成是嫉恨自己突然身居要位的宠坏了的孩子”。所以鱼水关系与桃园之义并存，让诸葛亮在从容不迫的表面下颇费踌躇。他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告诉自己，他是处在这个坚固的小集团之外的。庞统死后，刘备调诸葛亮入川，意欲关羽守荆州。诸葛亮心领神会，虽是不放心，不乐意，却不曾表示出来，只把联吴抗曹的策略叮嘱一番。关羽死后，诸葛亮担心刘备心痛至极一时化解不开或理智不清，挥师东下，便急忙劝慰：“刘封、孟达如此无礼，罪不容诛！主上宽心，亮亲提一旅之师，去救荆州之危。”这是向来游刃有余的诸葛亮在战争谋划上所不曾有过的声情并茂和积极主动，很明显这是为着刘备去的。当谈到关羽死的时候，诸葛亮在劝慰之中又不可避免地含了置身事外的冷静：“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
而当刘备登上至尊之位时，诸葛亮与他的主上之间在猝不及料之时又有了一层新的障碍——权力。虽然局势对蜀汉来说是恶化了，但由于履行了一个称帝登基的形式，刘备的地位提升了，刘备此前言行中因无措无力而无奈所含有的温婉与谦恭，现在都不存在了。当权力与桃园之义融为一体横亘在这鱼水之间时，诸葛亮与刘备在彼此关系上都后退了一步。所以，刘备会将诸葛亮恳求其饶过秦宓放弃伐吴的奏表抛掷于地，这是诸葛亮自出茅庐以来从未遭过的冷遇；所以张飞死际，刘备见天有坠星，问于孔明，诸葛亮也不似前番热情，只奏“合折一将，三日之内，必有惊报”，既没有言明张飞之死，更没有再谏阻东伐。这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到诸葛亮后从未遭过的冷淡。二者关系变得很是灰暗。关系出现转机是到刘备身死白帝，虽然夏志清认为“尽管他（诸葛亮）对主公忠心不二，但出自内心的冲动，他需要刘备死”。但是白帝托孤却将他抛到一个必须殚精竭虑，以尽其忠的位置，它规定了以后诸葛亮的生命轨迹：清醒地意识到尽其忠贞是其余生不可推卸的职责，由此他必须违天命违人情地进行南征北战，仿佛既不清醒又不理智，像个急转不停的陀螺。而此时他确确实实成了帷幄内的独舞者，每每计策一出，也有喝彩之声，但反对的声音却越来越多，特别是姜维接替了这个角色的时候。
于此，我们看到一个理想的君臣模式的必然悲剧历程，君臣之间充满了复杂的关系：师弟之礼、君臣之谊的内在微妙，桃园之义的外在制约，至上权力的突然横亘。诸葛亮虽然是智者的高峰，但他和刘备之间不会产生曹操帷幄中那种“天下高见，多有相合”的智力上的相互激赏，以及由此激荡出的蓬勃的生命力。不同的读者会从蜀汉的帷幄得到不同的审美感受，或许是鱼水关系的“和谐”感，或许是人际关系捆住了智力自由发挥的窒息感。相比而言，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曹魏帷幄之内的臣主关系。
吴方帷幄，发展脉胳清晰，不过展开不够充分。这是由于它既是叙事的需要，但较蜀魏两方孙吴却是处于一次要地位所决定的。所以，吴主手下重要谋士由周瑜到鲁肃到吕蒙再到陆逊，叙事对这一发展线索作了清楚交代，但帷幄描写比较精彩的不外乎与赤壁之战、荆州之战、彝陵之战相关的三次帷幄展示。在体现吴主用人“以意气相投”的特点外，三次帷幄场景有着不同于蜀汉、曹魏以臣主关系决定帷幄特色的特点：即三次叙事都存在着些许的戏剧化色彩，赤壁之战中周瑜打黄盖，蒋干盗书，荆州之战吕蒙托病不出，彝陵之战陆逊与将士守战不一的争执，都是等待、寻找战机的戏剧表演，在必胜的结果之前，读者可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作一个安逸的欣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今得见者以明弘治甲寅（1494）刊本为最古，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回，题曰“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园结义”，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王计取石头城”，凡首尾九十七年（184—280）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淛（《五杂俎》十五）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丙辰札记》）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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