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5期

《词论》作者小议

作者：邓子勉

　　
　　四、所持的词学观
　　
　　就《词论》所持的观点来看，其中体现了儒家的诗教观，所谓自盛唐以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五代“斯文道熄”、“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正是儒家诗教观的反映。自孔子云：“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以致郑、卫之声便逐渐演变指低级鄙俗、有害身心、有害国家的淫靡之乐、或文学作品，更为后世儒者、统治者借以指斥为乱世之音、亡国之声。《礼记•乐记》云：“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种体现着儒家文艺观的思想理念影响着后世。《词论》的基调也是如此，亦即对词这种所谓靡靡之音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这也是与李格非所持有的正统的史学观、文学观分不开的。《宋史》本传云：“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又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七《礼部移竹次韵李员外文叔》诗云：“坐狂得此冷，对竹头帻岸。尚思杀青书，充宇白虎观。”注云：“文叔有志史事。”崇尚经学，精研史籍，李格非深受儒家正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写有《洛阳名园记》，论云：“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曰：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文中论以洛阳之盛衰知天下之兴亡，究其根源在于公卿大夫贪于声色享受，而忘治国之政，唐五代为前车之鉴，而北宋积弱积贫，日渐衰微，李格非表达了这种危机意识。因此，此文也可以看作是《词论》所持观点的很好的注脚。而词这种所谓乱世之声、亡国之音，自然也属于被否定之列。
　　至如《词论》中论北宋词人，历数本朝诸名流文豪，语气似乎缓和了些，但仍是或斥为“词语尘下”，或讥言“破碎何足名家”，或贬曰“句读不茸之诗”、“不协音律”，或论以绝倒可笑，语带嘲讽，刻薄尖酸。总之，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先诸人是不知词而强为之者，同辈如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亦多有瑕疵，文中所言，极尽挑刺之能事，凡此都可以看得出作者极力排斥的心理。因是论及本朝，当然不便直斥为乱世之声、亡国之音，但对词的看法，仍是贬抑为主。这种过激言论，是与作者囿于儒家的史学观、文学观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词论》作者李易安或指李格非，但胡仔资料的来源已不可知。后人指为李清照，未必正确，以致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论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待澄清还原。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
　　
　　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论词之人，叔夏晚出，既与碧山同时，又与梦窗别派，是以过尊白石，但主“清空”。后人不能细研词中曲折深浅之故，群聚而和之，并为一谈，亦固其所也。
　　（《词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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