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先秦的食客
作者：王 云
食客与贵族各取所需，一方面以谦恭粉饰自己的政治图谋，另一方面则以倨傲装点自己实用主义的目的。就这样，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大舞台上，食客和贵族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政治联姻。
三、食客的生存空间
战国中后期，客卿养士之风达于极盛。据史籍记载，当时著名的战国四君子——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还有秦国文信侯吕不韦，他们所收养的食客都有三千人之多。这样的记载当然难免夸饰之嫌，因为不可能每个贵族畜养的食客都一样多。况且豪门的食客时聚时散，流动性也很大。其实“三千”只是个虚数，极言其多而已。不过当时那些贵族之家所养食客很多，是可以肯定的。
如此庞大的食客集团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此消彼长，战事连连，烽烟四起。“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社会环境为食客们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即便是拥有称霸的实力和野心的大国，常常也要靠那些有声望的贵族出面应对军事和外交争端。那些小国之君，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更有朝不保夕之感，只好依赖国中那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强宗出钱出力，以求“保境安民”。魏国的信陵君素有贤名，门客众多，就因为他的存在，诸侯很是忌惮，十年间不敢对魏国发动战争。可见当时有的贵族政治影响力其实已大大超过了国君。更有甚者，有的贵族还可以像游士一样异国为官。孟尝君就曾先后在秦、齐、魏三国为相，信陵君也曾在赵、魏二国为官。贵族们凭实力说话，左右时局。一些贵族甚至能够数世专权，蓄养食客，势倾朝野。孟尝君曾经一次招徕六万流民迁徙到自己的封地薛，对于这种带有明显政治野心的举动，齐宣王尽管十分不满，却也只能忍气吞声。
战国时期，周王朝久已名存实亡，大一统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各诸侯国的国君也不可能像后世的封建帝王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国君的地位还是世袭的，这就注定了国君的智力通常不过中人。而当时复杂的政治、外交斗争不仅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抗衡，也是智慧谋略的角逐，现实的政治体制使得国君不可能像贵族那样，蓄养一个凌驾于官僚体制之上的庞大的食客集团，只能依赖策士作为智能的补充。这种策士人数很少，而且一般要授以相应的官职。策士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交和军事的大政方针的制定上，而要付诸实施，有时还得依靠贵族及其食客集团。
从另一方面说，食客并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也没有相应的组织系统。食客可以根据贵族官僚的得志与失势而时聚时散。这种松散的结构和当时的情势密切相关。虽然豪门食客具有智囊团和准军事集团的性质，政治色彩相当浓厚，但是也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与现有官僚结构相对峙的政治组织，因而尚未对权力中心构成直接的威胁。何况在多数情况下，食客为贵族驱遣，贵族为国君出力，在政治利益上还是一致的。所以食客实际上也是对君主间接的智能补充。这正是贵族能够大规模养客，而国君却听之任之的根本原因。这样，君主、策士、贵族、食客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互为补充、互相利用的短暂的战略联盟。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不仅为食客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
再从食客集团内部看，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食客为贵族奔走效力，他们之间的待遇差异自然是存在的。因为食客们有先来后到、资历深浅之分，能力才干的高下也各有不同。比如春申君门下食客就分为上下两种，上等食客都着珠履。孟尝君家中的上等食客出门有车坐。但食客们的这种分别并不严格，他们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贵族们刻意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食客。对于新来的，或是尚未显露才干的食客，贵族并不歧视；对那些做出贡献的食客则论功行赏。这样不仅能笼络人心，而且大大激发了食客的竞争意识和投机意识。食客各逞其技，争得主家青睐，或者耐心寻找机会，以求在关键时刻崭露头角。所以战国时期的食客集团虽然组织结构松散，却也不乏政治活力。
在战国中后期起伏跌宕、变幻莫测的政治博弈中，食客的身份和地位很像是一枚卒子，平时也许并不显山露水，却能在一些关键时刻释放出极大的政治能量，就像过了河的小卒一样威风八面。食客毛遂成功说服楚王出兵，帮助赵国解救了邯郸之围，平原君称赞他说：“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安陵君的食客唐雎出使秦国，在廷上据理力争，发“布衣之怒”，拔剑相向，不可一世的秦王也只得长跪而道歉。即使是食客中等而下之的“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在关键时刻施展其一技之长，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主家化险为夷。
战国食客作为布衣之士，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经书写过光彩的一页。他们留下的许多谋略故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智慧宝库中的经典，至今仍为后人津津乐道。
四、尾大不掉的食客集团
贵族大规模养客，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总人口不过2000万左右，所谓的大国，如楚国，人口也只有500万，齐国人口不过400万，赵、魏两国人口只有300万，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其经济实力可想而知。当时门下食客有千人之众的贵族就有不少。而要供养这些食客，还必须配以管车马、管饭食等等的服务人员。所以，维持食客集团的日常生活需要，即便对于“富可敌国”的贵族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比如孟尝君不得不在自己的封地薛发放高利贷，以维持供养食客的大笔开销。他平日与食客吃同样的饭食，看起来是好客之举，或许也有经济窘困的难言之隐。所以贵族养客只是出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不可能长期维持。
食客们聚于贵族门下，并不是出于某种道义的集合，而是出卖自己的智慧和技能，是一种谋生的方法。所以在为贵族效力时，食客通常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只求得到贵族的厚待，不管手段和目的。特别是在战国后期，食客的尚礼重义之风几乎荡然无存，表现出的是很强的功利性。据《史记》记载，孟尝君有一次带着自己的食客去赵国，途中有一群赵国人久闻孟尝君之名，聚于道上观看。这些人本以为孟尝君体貌魁伟，可眼前的孟尝君却是身材矮小，貌不惊人，遂讥笑孟尝君为“渺小丈夫”。孟尝君恼羞成怒，他手下的食客当即下车，“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不仅给以“礼贤下士”著称的孟尝君带来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也表明战国后期的许多食客已经沦为贵族豪强的打手和帮凶。
战国后期，有的贵族还与食客相勾结，策划了一系列宫廷阴谋。其实贵族们蓄养食客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是“辅国专权”，他们显然怀有更大的政治野心，那就是窥测时机，取国君而代之。然而身为贵族而谋求王位，是要背上“篡位”的千古骂名的，所以贵族们必须把自己的政治野心掩藏得很深。而帮助贵族实现这种政治野心的理想角色还是食客。
秦相国吕不韦私求大阴人嫪毐为食客，并将他献给太后以讨欢心。嫪毐得太后之宠，秽乱宫廷，干预朝政，并私蓄食客千余人。后来吕不韦与嫪毐的阴谋被秦王所察觉，吕不韦恐被诛杀，乃“饮鸩而死”。
春申君在楚国为相多年，楚考烈王久无子嗣，食客李园将自己的妹妹引荐给春申君，想通过春申君转献给楚王。谁知春申君却先把李园的妹妹“享用”了，而且有了身孕。李园与妹妹密商之后，由妹妹向春申君“献计”，让春申君将自己进献给楚王，如果她与春申君的孩子是男孩，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春申君“大然之”，依计而行。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食客李园在妹妹被立为王后后，深得楚王恩宠，离开春申君入朝为官，而且暗中蓄养了不少食客。楚考烈王死后，李园先下手为强，迅速派自己手下的食客刺杀了春申君，并“尽灭春申君之家”，而他妹妹与春申君所生之子果然继承了王位，是为楚幽王（《史记•春申君列传》）。在战国末期上演的这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中，贵族的野心和食客的权谋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秦王朝的建立，使得食客集团的生存空间一下子逼仄起来。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不会容忍贵族们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畜养食客。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安全稳定，秦始皇曾听从宗室大臣之言下逐客令，虽然这道诏令主要是针对外来游士，但豪门食客显然也在其列，因为秦始皇明令“一切逐客”。李斯上《谏逐客书》虽使逐客之令得以缓行，但“废黜百家”、“焚书坑儒”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食客集团的终结。李斯的命运和吕不韦颇为相似，他本人终被腰斩，其门下食客也被尽数收捕（《史记•李斯列传》）。
秦朝之后，食客这一职业依然存在，在一些史籍或古典小说中，我们仍能常常看到食客的身影。只是这些食客已经回归到他们职业的最初定义，不是“帮忙”的家臣辅佐，就是“帮闲”的文人清客。他们再也不可能像战国时代的食客那样麇集于贵族官僚门下，形成一个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对社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利益集团。
总的看来，“客卿养士”是战国乱世特有的社会现象。先秦食客集团在参与社会政治时体现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他们以自己的智慧谋略和学识才干，为推动社会历史的演进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身上特有的功利主义色彩和投机、狡黠的本性，也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上烙下了某种印记。
（作者单位：南京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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