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徐居正与《东文选》
作者：陈彝秋
徐居正，字刚中，号四佳亭、亭亭亭，庆尚道大丘人。他生于朝鲜世宗二年(1420，永乐十八年)，十九岁中进士、生员两试，二十五岁中文科第三人，被选入集贤殿任职并兼知制教，后又陆续中文科重试、拔英试、登俊试，国主嘉赏，世人叹羡，仕途辗转，官至赞成事，封达城君，成宗十九年（1488,弘治元年）卒，谥文忠。徐居正一生，历事六朝，侍经筵四十五年，主文衡二十六年，掌选二十三榜，为一代斯文宗匠。朝鲜成宗七年（1476，成化十二年）明使祁顺、张瑾出使朝鲜，徐居正以能文充任远接使及馆伴，其文才深受明使赏识，祁顺评价他说“如公之才，求之中朝，不过二三人耳”（《成宗实录》卷二二三）。
徐居正作诗为文不落古人窠臼，风格雄赡富丽。任元濬（1423—1500）推许徐居正诗文“规模之大，原委乎李、杜；步趣之敏，出入乎韩、白”（《四佳集序》）。其作品数量之多在东国文士中甚为罕见，《四佳集序》称其“五七言古风、近体、歌行、绝句万余首，为诗集者五十余卷；序、记、说、跋、碑铭、墓志数百余篇，为文集者二十余卷”。今传《四佳集》是尹文裕等人于肃宗三十一年（1705，康熙四十四年）集佚刊成，其中诗集二十五卷，文集六卷以时存成宗朝书芸阁活字旧版为底本，另有诗集补遗三卷、文集补遗两卷为徐氏后人多方汇集而来，所存仅为原集之一半。
徐居正的才高学博不仅表现为他的诗文创作，也体现在他的众多撰著。除参修《经国大典》之外，《三国史节要》、《东国通鉴》、《东文选》、《舆地胜览》诸书，皆为徐居正受命与时贤同撰，但大抵出于他一人之手。至如《五行总括》、《历代年表》、《东人诗话》、《太平闲话》、《笔苑杂记》、《滑稽传》等，皆为其平居所著。在中国文献的整理方面，徐居正参与了增注于济、蔡正孙所编《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参卞东波《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并以谚文翻译《联珠诗格》及《黄山谷诗集》的工作。
《东文选》是徐居正主持编纂的一部诗文并举的通代文学选本，所选作品上迄三国，下逮鲜初，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东国文学史的意义，而且不少作品关涉中国的政治文化及文学艺术，所以又可视为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文化交流的见证。这里从以下三方面简要讨论《东文选》的基本面貌及文献价值。
一、编纂宗旨与体例
关于《东文选》的编纂目的，徐居正在《东文选序》中说：“秦而汉，汉而魏晋，魏晋而隋唐，隋唐而宋元，论其世，考其文，则以《文选》、《文粹》、《文鉴》、《文类》诸编，而亦概论后世文运之上下者矣。……是则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也哉？奈何金台铉作《文鉴》，失之疏略；崔瀣著《东人文》，散佚尚多。岂不为文献之一大慨也哉？”这段话的行文，明显带有宋人周必大《皇朝文鉴序》“此非唐之文也，非汉之文也，实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的影子。周必大站在宋代文人的立场上，强调的是宋文区别于前代之文的特有风范。身为东国文人，徐居正的自矜情绪较之周必大更进一层，他认为东国之文虽沾溉于中国，但艺术价值却并无逊色之处。一般而言，一部文学总集的编纂，或欲“网罗放佚，使零章散什，并有所归”，或欲“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总集类小序）。结合徐居正的序文，《东文选》的编纂在删芜存菁、汇聚众作之余，还明显带有留存、发扬本国优秀文学遗产的用心。
《东文选》编纂体例要之有三：一、以文体为序。不仅书名直接源自梁代的《文选》，《东文选》按文体为序选录作品，总体上首赋、次诗、后文的编排体例也是仿效了《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等中国选本。《东文选》录辞赋3卷、诗歌19卷、文108卷，这三大类文体之下也遵循了进一步次分小类加以收录的原则；二、次文类各以时代相次。《东文选》在各小类文体之下以作家时代先后为序收录作品，这很符合《文选序》所说的“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传统规范；三、不录存者。《东文选》所选作品年代最早的是无名氏的《百济上魏主请伐高句丽表》，此表因百济盖囟王十八年（472，宋泰豫元年，北魏延兴二年）遣使朝魏而作。最晚的是卒于成宗八年（1477，成化十三年）二月的李石亨，选录其《呼耶歌》等作品。以李石亨作为选录的下限作家，说明《东文选》与《文选》等通代选本一样，遵循的是不录存者的编纂常例。
二、《东文选》的文体分类
对于一部帙过百卷的选本而言，将所选各类赋、诗、文进行相应分类并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收录，不仅有利于开展实际的编排工作，也能充分体现出编选者对文体分类的认识水平。总体上看，《东文选》的文体分类比较科学，既受到中国相关选本及论著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特色。
辞赋。《东文选》将辞赋别为辞、赋两类标目，并以先辞后赋的顺序收录作品，是很有些特点的。首先是标目问题。关于辞类作品，汉人多将之与赋类作品等同起来，如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景帝不好辞赋”、班固《汉书•贾谊传》论及屈原，称其“被谗放逐，作《离骚赋》”。这种辞赋一体的说法影响后世甚为久远。但实际上，辞、赋应为两类文体，魏晋以来的文体学家对此已有所辨析。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将赋和《离骚》区分开来进行论述，萧统等人的《文选》亦在赋体之外，另立骚体以示分别，不过他们大多有意识地不使用“辞”这一名称。此后的选本编纂沿袭了《文选》的传统，如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吕祖谦《宋文鉴》、苏天爵《元文类》等，皆以“骚”标目以示辞体与赋体实二。徐居正等人能在《东文选》中将辞类性质的作品明确标目为“辞”，这反映了东国选家想将汉代以来辞、赋二体混淆标目的不当加以纠正的用意，很有见地。其次是辞类作品置诸总集的前后顺序问题。《文选》是将骚置于赋、诗之后进行收录的。受其影响，《唐文粹》在诗类中兼收楚骚体作品，实际上是把《文选》中的诗、骚二类进行了合并；《文苑英华》与《宋文鉴》均将骚类作品置于赋、诗之后，其中《文苑英华》将其归入紧接赋、诗后的“杂文”大类，《宋文鉴》则直承《文选》，在赋、诗之后专立骚体；《元文类》将骚置于赋后、诗前，这一改变有别于《文选》的实际收录顺序，但是却与萧统在《文选序》中先论赋、次论骚、再论诗的顺序暗合，似非偶然。《元文类》这一顺序上的改变极有可能直接激励了《东文选》在辞（骚）、赋顺序上对传统选本进行改革的行为。应当承认，就文体发展的历史而言，徐居正等人的改动很有道理，因为辞在形成时间上的确要早于赋。虽然《东文选》并无意以产生的时代先后作为编排各文体的顺序，但是在辞、赋的名称及地位问题上，徐居正等人通过上述修改表达了自己作为东国选家不同于中国选家的意见。
诗歌。我们认为，徐居正等人在《东文选》诗体分类、标目与编排方式的问题上，借鉴了元人杨士弘所编《唐音》一书。《东文选》诗歌部分以言为次，将所选2030首作品细分为五古（174首）、七古（196首）、五律（245首）、五排（44首）、七律（600首）、七排（39首）、五绝（82首）、七绝（647首）及六言诗（3首）九大类进行收录。虽然徐居正在《东文选序》中明确表示本书的编纂曾受到《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等中国选本与《东国文鉴》、《东人之文》等东国选本的影响，但上述选本在诗体分类、标目与编排上均未能给《东文选》提供直接样板，徐居正等人应当有另外的参照。我们从成石璘《偶读〈唐音〉，至韦苏州诗，次〈幽居〉韵寄骑牛子》一诗，可以确知《唐音》这本书最迟在1423年（成石璘卒年，世宗五年，永乐二十一年）以前已传入朝鲜半岛，早于《东文选》成书半个多世纪。检视现存徐居正的文集及著述，虽未见其读过《唐音》的明确记载，然而可以考知参与《东文选》编撰的崔淑精、受过徐居正提携奖进的洪贵达等人，都曾在《东文选》书成之前了解并阅读过《唐音》。基于这样的事实，《东文选》的编纂不可能对《唐音》的诗体分类与标目无所借鉴。《唐音》“凡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其始音惟录王、杨、卢、骆四家；正音则诗以体分，而以初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遗响则诸家之作咸在，而附以僧诗、女子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其中“正音”部分按体裁先后以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七言排律、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的顺序标目并收录作家作品。《东文选》与之十分相似：不仅有五言排律与七言排律的明确标目，而且关注到了六言诗的问题。当然两者也有些微差异，差异的关键是六言诗的选录范围有所不同，《唐音》只选六言绝句，《东文选》则六言绝句、律诗并收。因此也就衍生出编排顺序上的差异：将六言律、绝诗置于五绝与七绝之间不再合适，只好附于七绝之后。至于《东文选》六言诗选录范围会与《唐音》产生差异，应当与徐居正的文学活动与观念有密切联系：徐居正存世六言诗多达三十余首，大大超过此前及同时代的东国作家，且徐居正是以一颗文章华国之心，力图在《东文选》中展示出东人诗作众体皆备、不输于中国诗歌的面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东文选》仅选六言诗三首，但却包含了六言绝句(《青嶂幽林图》)、六言律诗（《雨中登义城北楼》、《过扬州》）两种不同类型作品的答案。除了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平之外，聊存其体以夸示四方、以传之久远的意图应当是徐居正等人做出与《唐音》不同处理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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