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论说类文体

作者：吴承学　刘湘兰




　　
　　说附解、释
　　
　　因文章名而立体，是古人确立文体名称的方式之一。说、解、释等文体即是如此。就文体性质而言，说、解、释三体并无本质区别。首先，三者的字义可以互训，如《说文》云：“说，释也，从言兑。”“释，说也，从心睪。”“释，解也，从釆，釆取其分别物也。”《玉篇》云：“解，释也，说也。”其次，从文体功能来看，说、解、释都是对事物义理的阐述说明。《文心雕龙•书记》云：“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吴讷认为“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王兆芳认为“释者，解也，解释文字也，主于因文解义，正名事物”。另外，从语体而言，三种文体都用散文书写。因此为避免分类过于琐碎，本文将此类文体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最先对说体进行文体论述的是陆机的《文赋》，其文曰：“说炜晔而谲诳。”六臣注《文选》曰：“说者，辨词也，辩口之词，明晓前事，诡谲虚诳，务感人心。”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将自古以来贤臣向君主的进谏之辞，战国辩士游说之辞，都归入说体。这些游说之辞形诸笔墨，著于竹帛，就是陆机所论及的风格炜晔谲诳的“说”。陆机和刘勰所言的“说”，讲究雄辩，带有明确地说服他人的目的，所以其辞要“以感动为先”（《文选》李善注）。不过，这些“说”是对游说之辞的记录，并不具备独立的文体意义。后世学者认为的说体文是对事物义理进行参以己意的解释和说明，具有现代说明文的性质。此类说体带有论说的性质，但不强调雄辩，而是通过对事物的解说，以他人乐于接受，即“言咨悦怿”也。如孔子的《说卦》，是对《易经》卦辞的阐发说明；许慎的《说文》，是对文字音义的解释。
　　说体内容广泛，有阐发经义、学理之作，如孔子的《说卦》、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林纾将此类“说”称为“经说”、“学说”；也有解释事理之作，如柳宗元为御史时主持祀事，为解答有司的疑难问题，写有《祀朝日说》。朱熹有《坐跪拜说》，吕大均有《谱牒说》等；有些以“说”命名的作品，是借事物发表议论，如韩愈的《师说》、《杂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罗隐的《说天鸡》，苏轼的《乌说》等等，此类“说”体类似于现代的杂文，是“说”体中最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部分；另有“字说”，或题名为“字序”、“字解”、“字辞”、“名说”等，如宋苏洵有《仲兄文甫字说》、《名二子说》，这些文章是古人对名、字意义的解说，有告诫、训谕之意。还有一种赠人之“说”，如柳宗元有《说车赠杨诲之》、苏轼有《稼说》，题下自注曰“送张琥”。二文以“车”、“稼”为喻，阐述做人为学的道理，以之赠别朋友，其实是赠序文。
　　“解”体主要是为剖析疑难，解除困惑而作。黄佐《六艺流别》说：“解者何也？判也。从刀，判牛割会，讲说分析之意，以名文也。”可见解这一文体的写作要求如庖丁解牛，切中肯綮，层层析理，最终使事情物理明白于天下。最早以“解”命名的单篇文章是扬雄的《解嘲》。不过，扬雄《解嘲》的文章构架为客主问答的形式。很多学者将之排除“解”体之外，如吴曾祺将之归入“设论”体；萧统《文选》和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将之归入“问对”体。韩愈的《进学解》，仿扬雄的《解嘲》而作，也是假设问答形式，此两篇为“词赋之流，徒事敷陈，不关辨释”（《汉文典》）。从文体形成与定名来看，虽然扬雄已有《解嘲》之作，但是把“解”单独作为一种文体，却是宋代以后的事。《崇古文诀》、《文章轨范》、《古文集成》、《古文关键》都收入“解”体。如《古文集成》的“解”，就收入韩愈的《获麟解》、《进学解》、《择言解》、《通解》等文，明显是因韩愈文章而立体的。很多文体学家认为《礼记•经解》、《论语集解》、《史记集解》等解释文义的学术著作才是“解”。不过，“解”并非只关辨释。一些作者借“解”之名，行“议论”之实。如韩愈《获麟解》、盛均《人旱解》、沈颜《象刑解》等等，都寓意深远，有抨击讽刺时政的意味。
　　“释”为“解”之别名。文体论者认为其源出于《尔雅》，主于解释文字，因文释义。如汉刘熙的《释名》、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最早以“释”命名的单篇文章是蔡邕的《释诲》，从其自序来看，作者是有意仿照东方朔《答客难》形式，进行自我戒励。另有皇甫谧《释劝》、束晳《玄居释》等文，这些作品并不是解释字义，而是因文生义，进行自我劝慰，另有寓意。再如唐代韩愈的《释言》，别出心裁，以此文大发议论，对自己遭受的谗言进行解释辩驳。此类“释”文均为借文见意、以“释”明志之作。
　　
　　对问
　　
　　自人类语言开始形成，就存在了对话交流。“问”和“答”是人类交流时本能的语言行为方式。而人类早期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是以问、答的形式出现。因此，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具有问答结构的文章很多。但是，并不是所有问答结构的文章都属于对问体。作为文体概念的对问，是指君臣、师弟、客主、朋友之间围绕一个主题，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难辩驳，由此形成的有中心论题，思想集中紧凑的论说文体。辩论性是对问体区别于其他同样具有问答结构文体的重要特征。
　　对问体的名目繁多。在文学总集和文体论著中，有对问、问对、难、设论、设难、答、应、问、对等名称。王之绩《铁立文起》认为“文体有问对，足矣。如难，如论，名义稍别；曰答，曰应，独非对乎”，他统以“问对”来概括这些文体的名称，有以简驭繁之功。
　　吴讷云“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将对问体分为两大类。《文选》“对问”收录了宋玉的《对楚王问》；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问对”又选载了明代李梦阳的《月坞痴人对》、《马对》，何景明的《师问》，王守仁的《龙场生问答》等。这些文章记载客主双方的问、答，是实有其人其事的，即吴讷所谓“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而且，此类文章讨论的问题并非只关乎个人人生际遇，其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较广。如《对楚王问》是宋玉对别人诋毁自己有“遗行”的辩驳；《月坞痴人对》是作者向他人解答字号的意义与来由，由此寄喻自己的人生志向；《师问》则在阐述古今为师之道的差异时，抨击“士相师以求食”的社会现象等等。
　　设论在对问体中又另有特色。此类文章即是吴讷所云“设客难以著其意者”。《文选》“设论”收录的文章有《答客难》、《解嘲》、《答宾戏》，这三篇文章皆是假设他人对自己发出责难，问方、问题都是虚拟的，是假设之辞。例如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甚至直接将主人公命名为“非有”。设论文体辩论的中心是围绕作者怀才不遇，志高位低，抱负不得实现等个人问题；作者通过反复问答辩难的形式，自譬自解以抒发自己的愤懑与不满。因而吴讷谓：“至若《答客难》、《解嘲》、《宾戏》等作，设辞以自慰者焉。”黄佐曰：“设所宜为问答之辞，而论己之志也。”
　　
　　评
　　
　　评是古代议论文体之一。《广雅•释诂三》曰：“评，平也。”刘勰云：“评者，平理。”王之绩言：“评者，平也。凡作评断，须评得古今心悦诚服乃可。”因此，写作“评”要坚持公正的原则，切忌是非失中，言伤其实。
　　根据评的内容特点，可以将之分为两大类：一为史评；一为杂评。早期的评是史家对历史史实进行评论、褒贬之辞，篇幅短小，多附于卷末。史评历史悠久。早在左丘明传《春秋》时，遇到重要的史事，都要借“君子曰”发表自己的评论。《公羊传》、《GB759梁传》则以“公羊子”和“GB759梁子”的名义评议史实。至司马迁作《史记》，每卷末都以“太史公曰”引出议论。此后，史书卷末附上简短的史评，成了史书修撰的一个体例。此类史评名目繁多，有云“评”、“赞”、“论”、“序”、“诠”、“述”等，也有一些史书继承《春秋》三传的作法，以“史臣曰”、“臣曰”来发表评议，其实质都一样。很多学者在讨论文体时，以“评”总括这类史评文辞，如徐师曾、王之绩、吴曾祺、来裕恂等。今依其例。
　　唐宋后，以“评”命名的单篇文章增多，“评”体的创作内容也趋于多样，除史评外，还有对诗、文、书、历史人物或一些社会现象的评论。徐师曾将史评以外的评论文章称为杂评。
　　在众多的杂评文中，诗文评的创作方法与写作风格很独特。作者在对诗文进行评论时，往往极其简要地对诗、文的创作风格进行高度凝炼的概括。如宋代敖陶孙《诗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饿鹰独出，奇矫无前”，以人或其它动物的体貌风格比喻诗歌风格；明代涵虚子有《元词评》曰“马东篱如朝阳鸣凤，张小山如笙鹤瑶天，白仁甫如鹏抟九霄”，以事物的行为意象比喻各家词的创作风格。王之绩赞曰：“涵虚子《元词评》，只以四字尽其人，尤为简洁可喜。”另外，王世贞《国朝文评》、《国朝诗评》都是此类行文风格。在这类诗文评中，作者用具象比喻抽象，使本应进行纯理性思维的评论，蒙上了一层感性、朦胧的色彩。文学批评史上将此类诗文评的评论方法称为意象批评或象征批评。这种诗文评论的方法，是遥承了汉末以来盛行的人物品评传统。郝经认为“评”之名始于汉末名士许劭的“月旦评”，有其合理性。郭绍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认为此类“象征的比喻，多本于六朝之品评书法而踵之”。而六朝“书”评未尝没受到人物品评的影响，如袁昂的《古今书评》即是典型的意象批评法。另外，此类诗文评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只评不论，更体现了“评”的文体特色。
　　在其他的杂评文中，如唐代程晏《祀黄熊评》、陆龟蒙的《大儒评》、明代袁宗道的《春秋大夫评》等杂评，作者往往是评中有论，评、论结合。此类评文与论体文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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