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潦倒坎坷的不幸文人——鲍照（下）
作者：丁福林
元嘉三十年（453）二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也影响到整个刘宋王朝后期政局的大事，这就是元嘉三十年（453）二月文帝太子刘劭率兵杀父自立的事件。参与这起杀父事件的另一主要人物，正是文帝次子始兴王刘G9E46。这年的三月，担任江州刺史的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即宋孝武帝，这年四月即帝位）遂自寻阳率军进攻建康，并传檄天下，讨伐刘劭。当时鲍照正在义兴，依附义兴太守王僧达，与王僧达诗酒唱和。王僧达，琅邪临沂人，宋初开国功臣太保王弘之少子，门第既高，人才又优，为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鲍照与王僧达的交往，还得追溯到元嘉年间他在临川王义庆幕时。其时鲍照为义庆幕僚，而僧达则为义庆女婿，故二人有相往还之机缘而以文义相交往。在鲍照现存的与人相唱和的诗作中，以与王僧达相唱和的为最多。在元嘉二十七年王僧达出任宣城太守时诗人所作的《送别王宣城》诗中说：“广望周千里，江郊霭微明。举爵自惆怅，歌管为谁清。”表现了与友人分别时的难舍难分，和对友人的无限留恋。今岁秋在京都与王僧达相唱和的《和王护军秋夕》诗中说：“匹命无单年，偶影有双夕。暂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表现对友人的依恋，都可见出二人交谊的深厚。据《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记载，当王僧达收到刘骏的檄文后，“僧达未知所从。客说之曰：‘方今衅逆滔天，古今未有，为君计，莫若承义师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祸福，苟在有心，谁不响应，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义之徒，详择水陆之便，致身南归，亦其次也。’僧达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于鹊头，即命为长史，加征虏将军。”传中虽然未曾明载此说王僧达投奔刘骏的“客”是谁，但笔者以为当即为鲍照无疑。其理由之一是，这年的五月，鲍照因孝武帝军平定京都而作《中兴歌》十首，此时必定随同王僧达投奔刘骏。不久后鲍照又被任为海虞（今江苏常熟）令，以一平民而直为江南富庶之地的六品县令，而这种情况若不是因为劝说王僧达南奔而立功，是决没有可能的。其二，鲍照以友人的身份依附王僧达，也正与传中的“客”身份相符合。其三，鲍照素怀报国立功壮志，又极富正义感，当二凶逆乱，举国同忾之时，他劝说王僧达南奔刘骏自当属必然之举。
由于劝说王僧达起兵响应武陵王刘骏平定刘劭和刘G9E46的叛乱，并追随王僧达投奔义军而得到刘骏的信任，因此在元嘉三十年刘骏攻破京都并称帝后，鲍照即被任命为海虞县令。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左右，他又迁任太学博士，并代理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君主耳目所寄的亲近之臣，品位虽然不高，但由于身份的特殊，权力却相当大。《宋书•恩倖传》说：“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辏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西京许、史，盖不足云，晋朝王、庾，或未能比。”如当时与鲍照同为中书舍人的戴明宝、戴法兴、巢尚之等人，据《宋书•恩悻传》云：“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上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尚之每临事解释，多得全免，殿省甚赖之。而法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可见这种职务地位之重要。这时，鲍照也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在京都任职的初期，鲍照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钟嵘《诗品》记载说：“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鲍照的答语虽然相当谦虚，但从中可以看出，孝武帝对鲍照兄妹二人的文才颇为欣赏，同时，鲍照当时不仅有接触孝武帝的机会，而且关系还较为密切。他的《药奁铭》与《赐药启》也是这一时期所作，《赐药启》说：
遐泽近临，猥委存卹，疢同山岳，蒙灵药之赐；惠非河间，谬仙使之屈。恩逾脯糗，惠重帷席。
见因其染病之时，孝武帝遣专使赐药，乃是孝武帝当时对他颇为赏识的明证。他当时与吏部尚书谢庄所作的《与谢尚书庄三连句》说：“霞晖兮涧朗，月静兮秋澄。风轻桃欲开，露重兰未胜。水光溢兮松雾动，山烟叠兮石露凝。掩映晨物采，连绵夕羽兴。”与王延秀、荀原之等人所作的《月下登楼连句》说：“佛仿萝月光，缤纷篁雾阴，乐来乱忧念，酒至歇忧心。”都是语言轻松的作品。此外，他还代当时颇受孝武帝重用的大臣柳元景写过《柳令让骠骑表》，随孝武帝游覆舟山而代柳元景作《侍宴覆舟山诗》二首。这些，都显示出他当时有着较好的处境。
孝武帝刘骏是一个猜忌刻薄、好杀成性的君主。因此，鲍照在孝武帝左右也就变得格外的小心谨慎，他的《尺蠖赋》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智哉尺蠖，观机而作，伸非向厚，屈非向薄。当静泉渟，遇躁风惊。起轩躯以旷跨，伏累气而并形。冰炭弗触，锋刃靡迕，逢险蹙蹐，值夷舒步，忌好退之见猜，哀必进而为蠹，每骧首以瞰途，常驻景而翻露。故身不豫托，地无前期，动静必观于物，消息各随乎时，从方而应，何虑何思？是以军算慕其权，国容拟其变。高贤图之以隐沦，智士以之而藏见。笑灵蛇之久蛰，羞龙德之方战，理害道而为尤，事伤生而感贱，苟见义而守勇，岂专取于弦箭。
可以说就是他当时处世态度的真实写照。诗从由赞美“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深藏”的飞蛾，到如今欣赏见机行事、能屈能伸的尺蠖，二者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既是他在险恶环境下的无奈之举，也是他在长期仕途不顺的困境之下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人生态度的转变，其《宋书》本传说：“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对此，前人曾有不同的看法，如张溥《鲍参军集题辞》就说：“集中文章，实无鄙言累句，不知当时何以相加。”虽然我们现在找不到鲍照诗文有故为鄙言累句的例子，但从这一篇《尺蠖赋》来看，《宋书》的这则记载还是可信的，只是他的故为“鄙言累句”的文章如今佚失而已。
但是性格的改变并不是一件说到就能做到的事，表面的委曲求全并不能掩盖他内心的刚直，这就必然使他很快遭到同僚的诋毁从而逐渐失去了孝武帝的欢心。他的《代陈思王京洛篇》就是当时所作：
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绣桷金莲花，桂柱玉盘龙。珠帘无隔露，罗幌不胜风。宝帐三千所，为尔一朝容。扬芬紫烟上，垂彩绿云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鸿。但惧秋尘起，盛爱逐衰蓬。坐视青苔满，卧对锦筵空。琴瑟纵横散，舞衣不复缝。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唯见双黄鹄，千里一相从。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说此诗：“始则盛称京洛之美，终言君恩歇薄，有怨旷沉沦之叹。”诗借一女子之口，叙述她备受君王爱幸，宠压群芳，而又充满色衰爱弛、不得所终忧惧的矛盾心情，曲折地表现了诗人自身的处境与复杂心情。
大约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诗人终于离开了他短暂的中书舍人之任，被贬为秣陵（今江苏江宁）县的县令，秣陵虽然是京都建康的近郊大县，但其位置的重要已远远不是中书舍人所能比拟的。行前，诗人写下沉痛的《代白头吟》诗一首：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贱恩旧，世议逐衰兴。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食苗实硕鼠，玷白信苍蝇。凫鹄远成美，薪刍前见陵。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升。周王日沦惑，汉帝益嗟称。心赏犹难恃，貌恭岂易凭。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
以古代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汉成帝因赵飞燕而疏班婕妤的事实，说明君主喜新厌旧的本性。指出造成如今“猜恨”的原因，如同硕鼠之伤苗，苍蝇之污白；又如凫鹄自远而来，方为贵美，薪刍之在前者，必为后来者所覆压，以自嘲的口吻抒发感慨。表面上是自我安慰之辞，实则寄托了诗人被贬之时深深的无奈与尤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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