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人这个大丫鬟，是历来最为人唾骂的角色。人们认为她最奸坏，最无品，伪善杀人瞒哄宝玉……，几乎集众恶于一身，罪不容赦。张爱玲却没受这种成见的影响，倒有点儿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的气概。
　　她举了程本如何一再改动文字，有意损坏袭人的形象。她又解读《芙蓉女儿诔》中痛骂的“詖奴”“悍妇”与袭人无涉，是指王善保家的这个奸谗之人。
　　可知她的心田仁善，不肯从俗冤屈一个无辜者。功德无量。
　　她自言小时侯爱看戏，台上出来一个人，必先问是好人还是坏人？——自笑这种幼稚的观念，不懂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不能机械地划分阴阳界限。这大约也是从一个小说作者的立足点而如此自白的。这也可能是她并不诟骂讥贬袭人的缘故。
　　另有一个现象，却值得讨论——
　　《红楼》十二钗，数止十二，称为正钗，而96名副钗者，全是丫鬟，到书之后半部都有相应的乃至重要的情节故事，非同虚文陪衬，而张爱玲对这么多的女儿着语无多，就连鸳鸯、平儿、紫娟等也未蒙多及。细一统计，原来她着意的都集中在怡红院中之诸鬟。计有袭人、晴雯、麝月、檀云，以至遭撵逐的茜雪，被排挤的小红，她都表示了兴趣，给予了笔墨。
　　这应如何解释？殊耐人思。
　　如果不是我过求“甚解”，那么是否这现象所反映的，正是张爱玲表面不多言的男主人公贾公子宝玉。
　　围绕宝玉的这些女儿的种种，受到关注，也就是宝玉受到的关注。
　　这一点，似乎正是张爱玲的心理深层的折射。
　　与此不无关联的一题则是脂砚。张爱玲已然确认这个批书人是一位女性，并书中人的一个“原型”，十分重要；可是她对这位“同道”却也未曾表露出足够的兴趣。她运用脂批，限于可以为其“大拆迁”“大搬家”论点，帮忙支离的那几条（而且加上误读和错觉）。至于脂砚的大量重要见解，尤其艺术审美的流露，文心匠意的指点，似乎都不在张爱玲的兴趣之内。
　　这很奇怪。因为她自幼酷爱各种艺术，而且精通熟悉。她对脂砚的“画论”——以画法比喻雪芹的笔法名目甚多，又如“伏线千里”的极大特点与重要作用，她也未曾充分研讨——似乎感觉上并不那么敏锐。
　　这都与她的天赋才能不太符合。
　　复次，我对张爱玲的“古文”（即中国古代语文、文学，包括诸般文赋、诗、词、曲等不同文体）造诣毕竟如何？未曾得见，无从评判。她虽说过，自己“受古文的毒太深”，行文之时省一个字也是好的。若从这句话看，其领会感受甚深，恐怕胜过一力主张“白话化”的那些先生。
　　“词寡而理长，语近而意远”，这是中华传统语文的一大特色与优长，而一味只懂“白话”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没法“对话”与“共识”。读《红楼梦》而不精通所谓的“古文”，以西方的语文标准来绳量曹雪芹的文笔手法，词语铸造，就会南辕北辙。可惜，张爱玲在版本研究上，只注意“老、嫽、姥”和“旷、（彳狂，一个字）、逛”等用字异写的稿本早晚先后，却不讲哪个本子的文字风格是接近雪芹真笔，或哪些片段是后人添加的。
　　在这些方面，她表现得不充分，不完足，甚至显得轻率与盲从（别人）。
　　然而，“新红学”已历百年了。百年之间“红学家”如过江之鲫，却极少女性真学者。在我心目中，只能仍推张爱玲为个中佼佼，超迈等伦。这就倍觉此人之可贵，多作苛求，即不公允了。
　　诗曰：
　　百年多少自称家，学识如何有等差。
　　若论女流真拔萃，爱玲才器冠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