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开始，陈维昭就致力于红学史的研究，最近他的百万字红学史著作《红学通史》，得到不少好评。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到了当下正热的“刘心武现象”。
撰稿／罗栀子
《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如果废太子能摆脱厄运，当上皇帝，她就是一个公主，贾家因为这种潜在的政治资本，冒险收留了“秦可卿”，并隐瞒其身世。而贾元春原型是曹家当选王妃的一位女性，并且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发，造成这位落魄公主之死。
这就是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所讲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一系列“秦学”著作的一个重要研究结果。红学界一些专家对他的红学研究提出尖锐批评。红学家胡文彬认为他的研究全凭想象瞎猜，没一项能拿出证据；在最近一期《艺术评论》上，蔡义江、孙玉明、张书才、吴祚来等红学专家、清史专家撰文或接受采访表示，刘心武的研究比以往的索隐派走得更远，有生编硬造之嫌，不符合学术规范，甚至有人将其“秦学”讥为“红外学”，认为会对读者产生误导。为此，记者采访了《红学通史》作者陈维昭先生。
“红学”小说
记者：您怎么看待刘心武的红学研究？
陈维昭：刘心武的书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借助红学、借助探佚学的成果来写小说，捕捉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新的生长点，与其说他在做学术研究，不如说是用学术来写小说。他的“秦学”在学术界也没有得到承认。
记者：那为何刘心武的研究广受欢迎？
陈维昭：在红学史上，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每一次出现，基本上都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刘心武用的是探佚学、索隐派的方法。想象，是探佚研究和索隐红学推出结论的不可或缺的心理方法。由于想象的大量运用，探佚研究和索隐红学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文学性、可读性，都可以获得“文采风流”的撰述效果，因而它们都拥有比其他红学分支广泛得多的读者群。而且，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一样，有着一个游戏机制，这个游戏机制是它们得以存在、展开、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对于游戏，参与其中的人必须遵守规则，一旦遵循游戏规则，就可以发现游戏的其乐无穷；但是，游戏规则本身是不用经过科学性的鉴定的。要求探佚红学、索隐红学遵守“科学性”原则，就像要求游戏规则必须符合科学性一样，对方反而会觉得你缺乏情趣、缺乏幽默感。
“红学热”泡沫成分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红学热？
陈维昭：我曾说过，《红楼梦》可以普及，红学却不能普及。因为一旦学术研究“大众化”、“民间化”，势必以学术规范的丧失为代价。90年代以来，有关红学的专书，动辄几十万字，一些专书几乎自始至终都是陈词滥调，把书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剩下的也许就是几句读后感。这类专书不仅以其自身的平庸而令人反感，而且也使人们对整个红学产生反感。鼓励“红学”的民间化，实质上是对红学釜底抽薪，使红学不能真正成为学。我们看看刘心武的红学，其中有不少思路、观点、材料、论证方式，都是来自于周汝昌先生的，比如对于“日月双悬”的问题，关于弘晳的思路，都是来自于周先生1983年的一篇文章，但刘心武在“揭秘”时却不交待他的观点与材料的出处。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这首先就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一种表现。目前出现“红学热”，原因很多，但我们要警惕任何一种“热”中的泡沫成分。
记者：有人认为，刘心武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解读《红楼梦》，不见得就比钻在故纸堆里的红学家们的学术研究更远离作品的本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红楼梦》，刘心武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得出不同于学术派的观点是很正常的，并不能因为他不“学术”就抹杀他的观点，就不能到央视去讲，毕竟这又不是散布什么谣言。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
陈维昭：刘心武的“揭秘”客观上确实起了一种推动作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红楼梦》。但是，如果老百姓是因为刘心武这种探佚、索隐而去读《红楼梦》的话，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也会把探佚、索隐作为阅读《红楼梦》的兴趣，甚至去钻牛角尖。《红楼梦》在结构、人物、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存在着诸多漏洞，如果把这些漏洞都认为是深藏玄机，然后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其结果只能是“强行作合”，为这些漏洞编造出一个又一个神秘动听的历史故事，以迎合“大众”的猎奇、窥隐的心理。刘心武当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红楼梦》，但长期以来，央视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有一种权威性，在传播知识这一方面也有一种可信性。央视当然也有权利选择开讲《红楼梦》的红学家，但选择了刘心武，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在今后观众的心目中，也就培养出一种“姑妄听之”的心理。我想，这是央视在为收视率飙升而窃喜的同时所应该担忧的。
《红楼梦》不存在普及问题
记者：如今学院红学研究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琐碎，毫无意义，让人望而却步，一些人甚至把《红楼梦》妖魔化了，发展成一种与原著本身无关的学术玄学与文字游戏。至少刘心武的揭秘对于要普及的《红楼梦》还是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何况，用学术研究来普及《红楼梦》，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了，反而不利于普及？
陈维昭：历来人们对红学史的发展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判断，即认为红学史经历了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小说批评”这样一种过程。这种看法其实是非常肤浅的，是不符合红学史的实际的。我们应该看到“旧红学”与“新红学”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看到了这种联系，我们就可以捕捉到“刘心武现象”的文化渊源。我在《红学通史》中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胡适的“新红学”的基本构成是“实证与实录合一”，这一判断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红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新红学”采用了实证的方法，这是它的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新红学”的实录观念则与索隐派红学一样，旨在还原《红楼梦》中的历史本事，这样的观念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但这一观念却在红学史上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从曹雪芹时代的脂砚斋，到高鹗时代的周春，再到20世纪的王梦阮、蔡元培、邓狂言、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再到80年代以后的霍国玲，乃至于目下的刘心武，他们都是这股“实录洪流”中的一朵浪花。这一朵朵的浪花，每一次出现，几乎都吸引了当时读书界的主要视听。我曾说过，与索隐红学相比，“新红学中存在着一种更加潜在、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索隐。这种索隐与科学精神、与文学性立场是背道而驰的，但它却往往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并在当今的红学界大行其道。”实录观念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展开，必然要走向“妖魔化”、“玄学化”、“游戏化”，不管是索隐红学、还是新红学、还是当今的刘心武，都是绝好的例证。所以对于“刘心武现象”，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去对它进行“意识形态化讨伐”，而是应该对“新红学”、对实录观念的非科学的一面进行澄清。
从这个角度看，把当今的红学分为“学院派”与“民间派”，这样的区分是不得要领的。现在不少人把刘心武当成是“民间红学”的代言人，实际上，刘心武的实录观念与学院派的“新红学派”的实录观念是同出一辙的。最近不少以“科学的”、“学院的”、“学术的”姿态出现对刘心武进行口诛笔伐的学者，他们本身的研究就与刘心武一样是建立在“实录”信仰之上的，他们与刘心武一起，正在唱双簧。
至于《红楼梦》的普及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阅读它，在《红楼梦》的阅读上是不存在“普及”问题的。
来源：《新民周刊》（2005年11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