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春理家大约从三方面下手：节流、开源、除弊。其所得的成绩似乎不大，范围也还小，以作意论却又不能算小，记得从前戏上说过，北京城好比大圈里套着许多小圈儿。《红楼梦》的典型环境也可以借用这层叠的看法。其外围一层且不说，大的圈儿为东西两府，再小一圈是荣国府，而荣国府中有一个大观园。探春的政策自然扯不到东府，即以西府论，亦尚不离“内壶”的范围，影响也是局部的。但在十二钗所处的大观园内，却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革。书中回目对此褒扬备至，称为“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宝钗小惠全大体”。于第六十二回又借了书主人宝黛的对话作为重要的舆评：
　　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止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六八八页）。
　　照黛玉的说法，“要这样才好”，当亦认为这是深悉利弊，救时之良策。探春以一个女孩儿就想做这倒挽末运的大事业，不管怎样，总是难得的。作者的赞美固为恰当。——话虽如此，她成功了没有？我看也没有。而且后回园中有许多事都从这“新政”上生出来的。如第五十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芸轩里召将飞符”，以采撷花草而生冲突，即因一花一草以可生利而有人管理之故。又如第七十三回记大观园中抽头聚赌，“有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的大输赢”（八一八页）也未必不由于婆子们收入增多之故。大观园经过整理后，自有一番新气象，而已非复当年承平光景矣。作者之笔移步换形，信手续弹，不知不觉已近尾声了。
　　凤姐和探春都在这样的气氛里主持荣国府中家政的。按说凤姐之为人其品行学识不如探春远甚，干才或过之，而书中说：“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五九八页），是亦在伯仲之间耳。书中褒探春而贬凤姐，本来是对的。我们却觉得对凤姐的批判似乎还不够。凤姐的劣迹，小之则如以公款放高利贷，大之如教唆杀人，书中并历历言之不讳。第十六回开始，总提了一笔：“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记。”（一五○页）许许多多的罪恶都包括在这“也不消多记”五字里面了，这样是否够呢？书中用了顶出色的笔墨来写她，有什么理由呢？此盖由于作者悲惋之情过于责备之意，恐是他的局限性所在。但若笼统的称为局限，却也没有什么意义。
　　以“怀金悼玉”主题的关系，作者对于十二钗每多恕词，原不止凤姐一人，但凤姐的情形比较特殊，故尤显得突出。所谓批判的不够，意谓掌握批判的尺度过宽了，也就是恕词过多的另一种说法。我以为批判的尺度假如符合了当时封建社会与家庭的现实，就不发生宽窄的问题，也无所谓局限；若以作者的个人感情而放松了尺度，这才有过宽的可能和局限性的问题。似乎应当采用这样分析的看法，不宜笼统地一笔抹倒。
　　从基本上说，封建社会里的女子都是受压迫的，被牺牲者；但她们之间仍有阶层，上一层的每将这高压力以一部分转嫁到更下一层，所谓“九泉之下尚有天衢”。本书表现这情况很清楚，如晴雯受尽了压迫，却又在压迫那些小丫头，如她对于坠儿。凤姐是荣国府的二奶奶，其作威作福自非晴雯之比，若说女人的身份，她亦是受压迫的一个人。本书把她放在“怀金悼玉”之列本来不曾错，如其情感过深，则未免失之于宽。如《红楼梦曲》第十支云：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第五回，五六，五七页）
　　这般一唱而三叹，感伤的意味的确过分了一些。对凤姐若如此惋惜，奈地下含冤之金哥、尤二姐等人何！再说，作者以探春凤姐为支撑残局的英才，好像亦说得通。实际上，这盛衰之感，“末世”的观念，皆明显地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红楼梦》反封建的倾向相矛盾的。
　　对于凤姐的看法大致如此。以本书未完，作者最后对于她怎样描写今不可知。就八十回论，批判或者不够，就一百十回批判或者够了——还是更不够？脂批说她，“回首惨痛，身微运蹇”，回目又有“王熙凤知命强英雄”[36]，是否有诸葛五丈原之风呢？
　　其次，就成书的经过说，先有《风月宝鉴》而后有《金陵十二钗》。凤姐当然是《风月宝鉴》里主要人物之一；因她事连贾瑞，而贾瑞手中明明拿着一面刻着“风月宝鉴”四字的镜子。但同时，她又名列“十二钗”，其情形与秦可卿相仿，则褒贬之所以看来未尽恰当，未尝不和本书这些情形有关。《宝鉴》书既不传，自只能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