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原型，是指文艺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生活中的人。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原型与作为艺术形象出现的人物不能画等号，因为艺术形象还综合了作家在生活中观察到的许多其他人的因素。二是并非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原型。即使有原型的人物，也不能将作品中的事实一一坐实，那样只会使自己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作家会将生活中观察到的许多其他人的某些特点加到这个人的身上，使他（她）成为艺术形象。正是由于《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家世有一些关联，所以有些读者便不由自主地去找原型。这倒罢了，因为有的看起来确实有点像曹家的某人。但是非要事事坐实，那就不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了。作为小说，《红楼梦》有的人物可能有原型，但是绝大多数重要人物没有原型，至少现有的材料不能证明。不必费力地去为每一个人物寻找原型。所谓原型，也只是取其某一点而已，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原型等同起来。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被有的读者称为破解《红楼梦》秘密“总钥匙”的秦可卿没有原型，至少她不是什么废太子之女。也许曹雪芹写这个女人时有过一个原型，咱们不知道，后来修改了，即使有，也和原来的不一样了。曹雪芹之前清代已经建立一百年，要从文献中找出个把人来在某一点上相像并不难，别的作品要找也会找到，但是哪个作家会这么费事去“隐藏”？有什么必要？这样做怎么创作？
　　就拿《红楼梦》来说，贾宝玉是第一主角，胡适说“贾宝玉即是曹雪芹”，“此书的著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这个说法还比较笼统，并没有事事坐实。有的学者走得更远，一一对号入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难以自圆的尴尬局面。曹雪芹的生卒年红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不过卒年分歧不大，因为脂批提供了权威线索，可以确定死于1763或1764年，误差不超过一年。而生年则可能差七八年！按照曹雪芹的好友敦诚的两首挽诗中的说法，“四十萧然太瘦生”和“四十年华付杳冥”，曹雪芹活了四十岁左右。而曹雪芹的另外一位朋友张宜泉则说他“年未五旬而卒”。中国传统文化在死者年龄上历来取长不取短，因为取短对丧者和丧家是非常不敬的。即使时至今日，大家平时都用实（周）岁，但对于死者则往往用虚岁。比如某人生于1916年阳历12月下旬，死于2005年1月上旬，悼词或简历往往会说某人“享年九十岁”，而不会按实足年龄说“享年八十八岁”。其实这一进一出几乎差两年。所以有些学者不赞成四十七八岁说，而认为四十出头比较可信。我支持这种说法，我认为曹雪芹只活了四十一二岁，不可能超过四十三岁。也就是说，曹雪芹大约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前后，雍正五年（1727）曹家被抄时他大约虚岁五岁到七岁。
　　主张曹雪芹活了四十七八岁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曹雪芹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当年的繁华生活和抄家，就写不出这样伟大逼真的作品来。这种看法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因为不一定非要亲身经历过才能创作出优秀小说来。难道写犯罪，作家就要亲自犯过罪么？许多作家的作品都很好地表现了自己出生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故事。何况当时曹雪芹的祖母、叔叔（或父亲）、老仆等都活着，他也可以从中了解当年自己家族的许多事情。于是一些重要素材成为《红楼梦》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某些人可能成为原型。曹家在北京还有许多亲戚，有的地位相当显赫，这些必定也会成为他创作《红楼梦》的素材。
　　即使把生年放到最宽，曹雪芹活了四十八岁，他应当生于1715年，1727年被抄家时他也只有十三岁。从史料来看，康熙晚年对曹家已经很不满意，多次警告；雍正即位后对曹家的厌恶溢于言表（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曹家在南京的日子已经大不如前，抄家回京以后就非常艰难了。《红楼梦》中无论是贾宝玉还是贾府的许多事情，也和曹雪芹的生活对不上号。
　　除了贾宝玉，还有林黛玉和薛宝钗，还有袭人和晴雯等一大堆重要人物，她们是不是也都有原型？也许有，也许没有。到底有没有，要靠材料说话。但决不会只是生活中某个少女“原型”的简单艺术化。别的姑且不说，这几位都是一组一组对照着写的，生活中怎么会这么巧？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搞学术研究必须遵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是哪一个人制订的，而是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约定俗成大家都遵守的一些基本和普遍的规矩。比如说，不能违反逻辑常识，不能只用看来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而对自己不利的材料视若无睹，对于某些材料不能随心所欲地改造，等等。
　　胡适有一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因此学术研究可以以假设为前提来推导出某个结论，但必须通过小心求证来证明这个假设的正确性，否则这个结论就只有可能性而不能完全成立，更不能将这个没有经过证明的结论来作为新的前提。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规矩。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胡适这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名言，从语言结构即形式角度来看，是个并列结构，但是从内容角度审视，实际上是个偏正结构。胡适强调的重点显然是在后面，是说“假设”可以大胆，但是必须“小心的求证”。我们不能在解读《红楼梦》时非常大胆地假设这样，假设那样，忘记了只有把前面的假设求证了，才能进行新的假设。否则，这些假设必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经不起推敲。
　　在学术研究中“大胆的假设”后进行“小心的求证”，从逻辑学的角度而言，前提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偷换概念（这和品德无关，纯粹是学术错误，是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逻辑链不能断裂，不能只有大前提而没有小前提；全称判断与特称判断不能混淆；要注意必要条件与充足条件的区别，等等。假设得出的结论具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在具有可能性的同时，还存在不可能性。即使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成立，比如有百分之八十、九十的可能性，也还同时存在着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不可能性。因此以“可能”为大小前提得出来的结论再做前提时，它的可能性几率就不断递降，甚至可能迅速降低为零。因此学术研究决不能建立在没完没了的“可能”之上。不论是搞考证还是评论，不论是研究版本、脂批、家世还是探佚，都必须遵守学术规范。这不是谁强迫的，而是自觉遵守。因为只要违反学术规范，就必定出错，这是被无数学者和无数正反面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不少人的研究之所以误入歧途，而且错得越来越离谱，往往就是没有遵守学术规范之故——老是违反逻辑去推理，怎么能够推出合理的理来？
　　比如说，有读者问，第一回贾雨村眼见头顶一轮明月，口号一绝中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月”是不是废太子或他的儿子弘皙，是不是指人们盼望他们夺取皇位？还有，四十八回香菱学诗时有几首诗提到“月”，分别写出了“月”派的形势从不妙到很有希望。尤其是第三首，黛玉、宝钗、李纨都说好，其中有一句“精华欲掩料应难”，是不是意味着以“月”为代表的废太子之子即坏了事的老亲王的势力就要成事了，她们对月亮也就是老亲王一派充满了期待？
　　不是。
　　我们需要注意：一、贾雨村口号一绝时只是远离京师寄居于葫芦庙的一介寒儒，他怎么会知道宫廷斗争的秘密？如果他知道，那就意味着当时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而且贾雨村是公开拥护太子党的，恐怕他不敢。这首诗就是普通的即兴之作，没有政治含义。二、香菱学诗时距离贾雨村吟上面那首诗已经有十几年。这个连自己真正父母、自己姓名都不知道的香菱怎么会对那个反对当今皇帝的老亲王有那么多的了解？三、多年来一直生活于深闺的黛玉、宝钗、李纨怎么会对当朝拥帝与反帝两大派政治斗争如此清楚？这些都不符合人物的生活逻辑和作品的情节逻辑。
　　有读者问，忠顺王府与北静王争夺蒋玉菡是不是为了争夺皇帝的玉匣，也就是争夺皇位？
　　不是。
　　蒋玉菡这个人物我下面有专门的一个小节分析他。我们先来看看双方是不是在争夺蒋玉菡。没有。因为书里只是提到蒋玉菡受到北静王的赏识，没有别的。而且宝玉被迫说出他在城外买房置地后，忠顺王府就没有再找贾府的麻烦，北静王也好好的，这就说明蒋玉菡被找回去了，也没有什么事。所以北静王没有“窝藏”蒋玉菡。如果北静王真是想要“窝藏”蒋玉菡，那么就不会让他在郊外买房置地，把他留在自己的王府岂不是最保险？依照某种说法，皇帝知道有一个反对他的阴谋集团，多次挫败了他们的篡位企图，而这个集团的“庇护伞”居然是备受皇帝宠信的北静王，这是说不通的，在逻辑上又构成悖论。
　　有读者对下面这种说法有点拿不准：说雍正用人的“基本原则，凡是当年他父亲喜欢的，他都不喜欢；凡是他父亲不喜欢的，他就偏要喜欢”。这种说法从逻辑学上说是混淆了全称判断（两个“凡是”）与特称判断（“有的”）的原则区别，从历史学来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大名鼎鼎的张廷玉在康熙朝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正三品（雍正八年后侍郎改为从二品）；雍正朝继续重用，不断晋升，直至大学士、军机大臣；雍正临终，让他与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
　　至于说，由隆科多和年羹尧“他们两个做主，宣布说康熙帝临终的时候留下的遗嘱……把皇位传给他”，是弄错了。康熙临终时年羹尧不在北京。雍正登基，立即诏弟弟十四阿哥抚远大将军允回京，“命（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清史稿》本传），就是让他代允代掌西北兵权。这些和《红楼梦》关系较远的清史问题，不多说了。
　　作为《红楼梦》的读者，我多次落入众多的阅读陷阱之中，当我一次次从这些阅读陷阱中爬上来后，会感到一种在阅读别的优秀小说中感受不到的恍然大悟的快乐。恐怕任何阅读《红楼梦》的人，包括著名红学家，都不可能不落入这些阅读陷阱，区别只不过是落入陷阱的次数多少和爬上来的快慢不同罢了。一般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是很难让专业评论家、研究家煞费脑筋的，更不会为某个人物某些情节细节没完没了地争论。而《红楼梦》不然。大量阅读陷阱的存在，正是曹雪芹和其他优秀作家的一大区别。由于曹雪芹对原稿的删改，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使得秦可卿之病、之死变得扑朔迷离。读者需要对一些细节进行拼接、对照、回顾、猜测，深入体味，甚至读一点参考书，才能真正明白故事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实际心理，从看似不正常中发现其中的正常，于是就会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朦胧的艺术美或者说是艺术的模糊美。正因为这样，也就使得秦可卿成为《红楼梦》中给人印象最深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而曹雪芹对秦可卿形象所做的重大修改，造成了和秦可卿相关故事的阅读陷阱大大增加。《红楼梦》数以百计的人物中，出场不多却最让人琢磨不透的，莫过于秦可卿了。把秦可卿艺术形象解读明白，少走弯路，会大大提高我们对《红楼梦》的欣赏水平。
　　为了免得发生混淆，我要简单说明一下常常提到的几个版本术语。曹雪芹的原稿由于在他生前和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前后有三四十年之久，一直是以抄本的形态流传，上面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所以通称“脂本”，只有前八十回。现在能够看到的乾隆年间的《石头记》前八十回抄本（底本的过录本，有几个不全），也就是我们说的脂本，还有十一种。1791年程伟元与高鹗以木活字排印行世的高鹗续补了后四十回的一百二十回本出版，红学界称之为程甲本；1792年修订后再版，人们称之为程乙本，二者改动很大，统称为程本，以示和脂本的区别。按照脂本或程本转抄、刊刻或印刷的有许多本子，分别形成了脂本系统和程本系统。程本前八十回当然也根据某一个抄本为底本，不过程本前八十回和现在看到的脂本在文字上有许多差别，有些差别相当大。而各脂本之间的差别极小极小，因此各脂本不可能出现很多文句都不一样而偏偏某一句一样的情况，应该是绝大多数都一样而极少数文字不一样。所以红学界不说“古本”，因为19世纪也是古代，按照程甲本和程乙本排印出版的好多本子也算“古本”，即使是程本的前八十回，和脂本也有许多重要的不同。一说“古本”，会让人误以为除了脂本系统和程本系统的本子，是不是另外还有什么非常有价值的本子，里面有很重要的情节、细节是脂本和程本中所没有的，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连研究版本的红学家也没有看到过。或者会误以为又发现了什么新的脂批抄本了。总之，“古本”这个说法容易引起混乱，红学界不用。红学界也不说“真本”。因为既然有“真本”，就有“伪本”，弄不清究竟是指什么本子。会让人误以为别人看见的本子都不可靠，但有人看见了“真本”，所以才有新的发现。至于有的学者认为高鹗后续的四十回是“伪续”等等，作为一家之见，自无不可，但是并没有得到红学界的广泛认同。因为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的水平虽然远远赶不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而且有许多地方不符合曹雪芹的初衷，但它毕竟使《红楼梦》变得完整，有利于流传，而且有的地方写得也不错，自有它的历史地位，不宜一棍子打死，功是功，过是过，分开表述，比较实事求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程本出版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人们一般叫它为“人文社通行本”。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部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几十位专家，前八十回以庚辰本——全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秋月定本）》，庚辰年为1760年，当时曹雪芹还健在——为底本，参照已经发现的其他脂本和程甲本程乙本进行汇校注释，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参照其他本子，进行汇校注释。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一百二十回本，就是这个本子。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冯其庸、林冠夫、吕启祥三位先生又对这个本子加以校注修订，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二十多年来这个本子最流行，称为“红研所本”或“艺研院本”，有时候我们为了省事说的“今本”或“通行本”，就是指这个本子，但不说“古本”。还有其他一些专家根据某一个脂本为底本，参照其他脂本和程本，汇校注释出版过《红楼梦》，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所以人们常常把这种根据某个脂本为底本，参照其他脂本和程本，汇校注释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叫做今通行本或者干脆就叫做通行本。因为别的本子都不通行了。至于各种脂本，还有程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别的出版社也都出版过。所以红学界不说“古本”，只说某个具体的本子，如脂本中的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等等，程本中的程甲本、程乙本等等，这样一说，大家就知道指的是哪个本子了。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周思源看红楼》和本书中引用的原文，都是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本子。我之所以没有用1997年版，主要是为了图省事，那个本子我勾勾画画满了，找起来方便，偶尔我也会用新版对照核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