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即19世纪前半期，《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流行之时起，对薛宝钗的评价就存在着褒贬不一的现象，但是直到20世纪前半期，几乎一百五十年之中，认为她人品极差，虚伪奸恶，完全否定薛宝钗的，仍然十分罕见。通常是指出她的某些缺点，有些话重些而已。即使全盘否定者，也属于误读。薛宝钗仍然是广大读者最喜爱的少女之一，这大体上符合曹雪芹在作品中给她的定位。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将《红楼梦》与红学研究泛政治化，薛宝钗成了《红楼梦》人物中最大的受害者。人们把她看得过于意识形态化与成熟化，她成了一个城府很深满脑子封建道德意识者，成为大观园中年轻一代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甚至被说成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她的一些优点也往往由于先入之见的影响而被认为是奸诈，是心机，是虚伪，似乎她的一切行为都始终围绕着“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而进行。几十年来我们长期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斗争中，与这斗，与那斗，其“乐”无穷，其实是其痛无穷，其害也无穷。斗惯了，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地从二元对立思维去理解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
　　在对薛宝钗的评价中，人们有时忽略了她在金陵十二钗中的地位，她是曹雪芹充满爱心和悲悼之情的一个少女。《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看到的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她与黛玉的放在一起，位居正册之首，暗示着并列第一。当然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倾注的爱心最多，寄托的理想与先进理念也最多，清人就早已指出黛玉为“群钗之冠”。不过薛宝钗位列第二是没有问题的。警幻仙子让贾宝玉听的十二支《红楼梦曲》的《红楼梦引子》中最后一句是：“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在这里，“悼玉”显然是指痛悼林黛玉的不幸而亡，“怀金”则明显地表现出曹雪芹对薛宝钗的深切怀念之情。这种对举具有并列作用。曹雪芹对薛宝钗的基本态度是我们解读这个艺术形象的一把总钥匙，进行人物道德评价的基准。而这一点在那个特殊年代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于是对薛宝钗的评价自然就不能不走入误区。
　　对艺术形象的分析必须遵循文本至上原则，即一切从文本提供的全部信息出发，将文本作为判别的最重要的依据；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政治需要出发，不能存先入之见。我们不能脱离时代特点来要求人物这样那样；不能脱离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刚来与后来的变化）、人物自身当时的实际年龄来评价人物。第八回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这是她的性格特点，确实不错，但是也和她刚来到荣府不久，与大家还不熟有关；况且她又是客居姨家，一些荣府内部的事自然不便过问，“罕言寡语”是理所当然的。但宝钗毕竟是个姑娘，第八回她只有十四岁，足岁最多才十三。按现在的标准，是个才上初一甚至小学六年级的小女孩。把她看得过于成熟化，是我们在解读薛宝钗艺术形象时走入误区的一大原因。而随着宝钗与大家熟悉起来，这种“罕言寡语”、“藏愚守拙”的情况就有所改变。这个问题我在下面还要专门讨论。
　　由于受那个特定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在读《红楼梦》时，有时会不自觉地对同一个问题采取双重标准，对黛玉和宝钗，同样的事情，往往是一个从宽，一个从严，而且这种宽严的距离还相当大。
　　薛宝钗确实说过一些“混账话”，那些年中人们对此反复深挖宝钗的思想根源，猛烈批判。而宝玉进家塾读书之前来向黛玉告别，黛玉说：“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所言的性质与程度和宝钗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人们通常对此都略而不见，或者一带而过。四十二回由于贾母让惜春把大观园画出来，因此惜春要向诗社告假一年。大家说起刚刚离开荣国府的刘姥姥，林黛玉说：“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话。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把大家逗得乐不可支。下面她再次提到要画上“母蝗虫”，而且取名为《携蝗大嚼图》，结果众人更是开怀大笑，湘云还差点连人带椅子摔倒在地。这话如果从宝钗嘴里说出，那么当年一定会招来许多口诛笔伐，上纲上线不定有多高，起码也是“严重侮辱劳动人民，表现出了什么什么”。即使现在，恐怕也要挨批得重一些。但由于出自黛玉之口，大家一概从宽处理，觉得她说得风趣俏皮，至多不过认为她说话有些尖刻罢了。虽然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却反映出人们在潜意识层面对宝钗的要求往往比较“严格”，而这是在思维定势上实行双重标准的流露，是一种对宝钗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