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不妨向读者介绍一下前不久发生的一场关于什么是红学的争论。争论是由周汝昌先生引起的。他在《什么是红学》一文中谈到:“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物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观点不谓不明确。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如研究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等等，不属于红学研究的范围。
　　那么红学研究的范圈都有哪些呢?周先生举出四个方面：一、曹学；二、版本学；三、探佚学；四、脂学。对此，应必诚同志提出异议，认为周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应文发表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题目是《也谈什么是红学》。接着，周汝昌先生在同年《文艺报》第6期上发表《“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一文，回答应必诚同志的批评，继续申明原来的观点，并提出“红学”和《红楼梦》研究(周先生注明指作品)是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二者应该有所分工。不久，《文艺报》又在同年第8期上刊出赵齐平同志的文章，支持应必诚同志的观点，明确提出：“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问题的，都属于红学。”
　　就争论双方的逻辑归宿来说，周汝昌先生的立论显得过于偏颇，应、赵的批评理由很充分，会得到绝大多数红学研究者的同情。但是，周先生的主张是否也有值得重视之处呢?我说有。这就是周先生看到了红学考证对红学这门学问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他说的曹学也好，版本学也好，探佚学也好，脂学也好，都是红学考证的重点范围，正是这些方面的发现、阐发、辩难、争吵，吸引了包括第一流学者在内的大批《红楼梦》爱好者的注意。如果周先生改变一下提出问题的角度和立论方法，说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版本、探讨雪芹原著和后来续书的异同及脂批，对历史上的红学能够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具有重要意义，甚而说如果离开了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红学能否成为红学也值得怀疑，则完全指的是红学形成的历史情况，就不是不可以接受。他在答复应必诚同志的文章中写道：“在古典小说名著中，只有《红楼梦》产生了专学，即‘红学’。比方研究《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书的，难道是少?可是皆无专学之称，或虽有专学而无专名；或规模、范围、深度广度，皆远近不能与红学相比。这是何故?仅仅从这一点，就该想到：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定然有不同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之学的特殊原因。”这段话强调“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特殊原因”，也就是认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对“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有“特殊”作用，显然指的是红学形成的历史状况。这样就对了，与我前面阐述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我向读者介绍这场争论的目的就在这里——意在说明红学考证和红学成为专门学问有直接关系。但是周先生这段话只是行文中对前文的一种不自觉的逻辑修正，论点并没有改变，还是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之外的《红楼梦》研究不算红学，不知这可是周先生的初衷。
　　最后一点，红学之为红学，还因为“五四”以来出现一批深孚众望的毕生以研究《红楼梦》为业的学者，他们的劳动及其成果为社会所注意，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说好像是本末倒置，实则不然。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客观的，但不经过研究者的发掘、梳理、提炼、概括，形成不了一门学问。历史上许多学科的出现，都和潜心于该学科而又成就卓著的学者密切相关。没有爱因斯坦就没有现代物理学。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单独的科学，以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卡特在 1888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命为心理学教授为标志参看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第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杨立能等译。。精神分析学则是奥地利的神经科医生弗洛伊德所创立。甲骨学的对象是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而成为一门专学，则是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商承祚、容庚、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胡厚宣、裘锡圭等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长期精研撰述的结果。任何一门科学，总是学科和学者的名字并存史册。学科因学者的研究而创立和发展；学者因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而名世。
　　《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专学，是和一大批红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李玄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冯其庸，以及后来在海外的李辰冬、潘重规、赵冈等，都以治红学闻名于世，不愧为使红学成为专学的有功之臣。而且这些学者无不以考证见长，由此可见考据方法的引入《红楼梦》研究，确是红学形成的一个因由。当然对红学做出贡献的学者还有很多，不可能都一一列出名字。特别近三十年来红学一直是热门学问，古典文学工作者必涉足红学不必说了，许多史学家、思想史家、经济学家和外国文学专家，也热心红学，使《红楼梦》研究带有超学科的特点，结果大大提高了红学的身价，增加了这门学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