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因此小说《红楼梦》自然是红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否则红学的“红”字就落空了。研究曹雪芹，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刻、更丰富地理解《红楼梦》。这是文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不独《红楼梦》如此。但是，红学还是有其特殊性。长期以来，许多有名望的红学家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上了，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远远超过研究作品本身，所以才有曹学之称。
　　最早提出曹学这个概念的是余英时教授。他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写道：
　　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趋向。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②见余英时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8页、第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增订版。《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最初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属稿时间还要早些，这之前红学书刊中未见曹学的说法，故曹学一词实系余英时先生首创。
　　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又说：
　　本来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要条件，无人能加以忽视。但相对于研究题旨而言，材料的价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间有主客、轻重之别。就考证派红学而论，对材料的处理就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试看《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编年”一章，功力不可谓不深，搜罗也不可谓不富，可是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红楼梦》旨趣的本身呢?这正是我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的显例。②
　　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近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目的是寻找红学研究的突破口，从行文语意看，似乎并没有想从理论上对红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说。曹学的提出带有偶然的性质，是检讨考证派红学的利弊得失逼出来的逻辑概念。可是，他的文章却在红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一场有好几位著名红学家参加的关于红学的对象和范围的争论。前面谈到的《文艺报》1984年接连发表应必诚、周汝昌、赵齐平的论辩文章，实际上也是这一场争论的继续。
　　国内读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比较晚，率先起而辩难的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赵冈教授。赵冈先生是海外成就很突出的《红楼梦》考证专家，他的辩难文章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论，但忍隐着对“曹学”一词的很大不满。他说：“英时兄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他并且认为这样做所付的代价很大，最大的代价之一便是模糊了《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界限。‘盛衰论’的红学家是想弄得‘真事存，假语隐’，这种舍从攻主，去假存真的还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内变得模糊一点。但这样做是得是失，现在下结论还略嫌太早一点。这要看基本假设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了。”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字面上没有就“曹学”的提法正确与否进行辩驳，态度和意向是明确的，即不赞成余英时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