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派红学的中坚、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系1947年秋天至1950年写就，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杜出版。这之前，他曾于1947年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载天津《民国日报》“图书”第七十一期，1947年12月5日。，根据敦敏《懋斋诗钞》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提出曹雪芹当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除夕，受到了红学界的重视周汝昌的文章发表后，1948年2月20日的天津《民国日报》刊出《胡适之先生致周君汝昌函》，表示同意雪芹卒于癸未除夕的论断；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影印本》文中，胡适又改从壬午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只是给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才真正构筑了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住室。关于曹雪芹上世的资料，迄今为止，没有哪部著作像《红楼梦新证》搜集得这样丰富，以至于和《新证》相比，胡适的《考证》中所引用的资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周汝昌写道：“以我们今日所知，有关曹家历史而足以帮助我们了解《红楼梦》的史料，不仅超过那篇《考证》不知多少倍，抑且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红楼梦新证》第27页，上海棠棣出版社于1953年版。曹家上世的三轴诰命、四轴《楝亭图》、敦敏的《懋斋诗钞》、裕瑞的《枣窗闲笔》、萧奭的《永宪录》等孤本秘笈，都是周汝昌以惊喜的心情一手发掘出来的。《新证》设有《史料编年》专章，引用书籍在一百二十种以上； 1976年增订时，该章扩展为三十六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内容更加充实。此外周汝昌先生还撰有《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连载于1962年1月30日至9月25日《光明日报》。和《曹雪芹小传》《曹雪芹小传》系在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雪芹》的基础上，增删改撰而成，1980年4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历史资料，如果不能说已被他“一网打尽”，确实所剩无多。他凭借这些资料，运用严格的考证学的方法，建构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周汝昌红学考证的重点，是曹雪芹的家族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时代和作者。这后一方面，周汝昌先生称作“芹学”见《曹雪芹·后记》第24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是为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曹雪芹家族的籍贯、所属的旗籍、几门重要亲戚的状况、盛衰的原因，到曹雪芹的生卒年和抄家后回到北京的行踪，以及晚年著书西郊的经过，周汝昌都有自己独到的和系统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和胡适有很大不同，与许多其他的红学家也有所区别。真正是带有系统性的红学一家言。当然就捕捉的对象和运用的方法来说，他是承胡适而来，与俞平伯反而无涉。通过考证，康、雍、乾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特别是皇室的倾轧和攘夺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及雍正上台后诛杀政敌，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和《曹雪芹小传》中叙述甚详。他认为曹家的败落与此直接相关，甚至说曹家的事故，是“以康、雍、乾三朝交替的政治变局为其关纽”(《曹雪芹小传》第236页)，这是周汝昌贯彻始终的红学观点。，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为读者理解《红楼梦》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江南的活动，织造一职负有的政治使命，曹寅和明遗民的关系，都是周汝昌具体考证出来并提出创见。
　　被称为“湖广四强”之一的杜，是明遗民中有名的孤介峻厉之士，但与曹寅保持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寅自江宁还京师任内务府郎中，杜赋长诗送别，其中写道：“昔有吴公子，历聘游上国。请观六代乐，风雅擅通识。彼乃闻道人，所友非佻达。又有魏陈思，肃诏苦行役。翩翩雍丘王，恐惧承明谒。《种葛》见深衷，《驱车》吐肝膈。古来此二贤，流传著史册。”又说：“我观古人豪，保身谓明哲。其道无两端，素位即自得。置身富贵外，蘧几何通塞。譬如运瓮者，醯鸡非所屑。外身身始存，老氏养生术。”接下去还有：“经纬救世言，委蛇遵时策。奇文君能赏，疑义君能晰。”通篇感情深挚不说，主要是规劝曹寅如何为官处世，明显地涉及政治态度，如“素位”、“委蛇”等等，可见“二人非泛交”。这首诗是周汝昌从杜的《些山集辑》中找出来的，著录在《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一章，并做了详细考订。他提出：“曹寅等人当时之实际政见何若，颇可全面研究。”《红楼梦新证》(上)第313页。而杜在为曹寅的诗集所写的序里，更单刀直入地写道：“与荔轩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涂，以出处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既而读陈思《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楝亭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这是说开始对曹寅感到不可理解，后来发现曹寅和三国时的曹植有相同的想法，便觉得原来的“户限”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