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派红学家对红学考证的意义，一般都能做较客观的估计。胡适说他的考证只是做了一点扫除障碍的工作。俞平伯说：“考证正是游山的向导，地理风物志，是游人所必备的东西。”⑤俞平伯：《红楼梦辨》第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他表示愿“做一个扫地的人，使来游者的眼，不给灰尘蒙住了”⑤。周汝昌说：“在为了给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用和价值。”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赵冈说：“从事《红楼梦》考证工作的人始终了解，他们是在为其他的研究工作整理材料，做一些铺路的工作。路不会永无止境的铺下去，路铺好了自然会通车。考证工作有了可靠的结论，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成果。”见赵冈为《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所写导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些话当然都对，态度也很公允，而且是真诚的，但就研究红学的学术兴趣而言，考证家们可情有独钟，如果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因客观材料的限制无法进行下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愿意涉身红学领域，红学本身也不会像考证派盛行时期那样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