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在书中的身份，邓狂言认为相当于顺治的继后博尔济锦氏，理由是顺治属意于董小宛，曾有废掉元后之举顺治之后系蒙古亲王吴克善之女，多尔衮摄政时聘定，顺治八年八月行大婚礼，十年八月指为失德而废之，参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册，第367页。，而孝庄皇太后虽喜爱小宛的美貌，却因小宛是汉人而不能立其为后，在此期间，继后与小宛便展开了角逐，这和《红楼梦》中宝钗与黛玉的关系颇相似。黛玉既指董小宛，那末宝钗自然是继后了。邓狂言写道：“后为科尔沁族，亦系蒙古，与孝庄同族，故谓之曰王夫人之姨侄女。其与薛蟠为兄妹者，蒙古诸王原亦呆霸王之类，其降其叛，皆可比拟。”不仅如此，在邓狂言看来，书中的薛宝钗，处处都显示出是顺治继后的身份。最妙的是第七回宝钗和周瑞家的关于冷香丸的一段对话，邓氏对此做了大段的索隐：
　　此回写宝钗似病非病情状，即在顺治与废后定婚三年不协期同。周瑞家的忙笑道：“嗳哟!这样说来，就得三年工夫。”已经揭开道破。宝钗说：“只好再等罢了。”“再”字中即觊觎后位、觊觎废后之意。何等细密明确!周瑞家的又笑说：“阿弥陀佛，真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这样巧的。”废后，非常事，诏旨所谓“遗议后世，朕所深悉”，而诸臣所谓“屡谏”者也，又兼伏出家一笔，巧极!况后即被废，继之者又有别人觊觎，如何不病?药品要雨、露、霜、雪，自是求为后意思。黄柏，亦喻其苦心，且以柏舟伏后日守寡。
　　我们从这段索隐中可以看出，邓狂言立论的主要依据，不过是语义的引申和数字的关合，这是索隐派红学的惯技，王、沈以及蔡元培都曾这样做过。周瑞家的说了一句“就得三年工夫”，邓狂言便联想到顺治与废后订婚后的“三年不协”，然后又引申“可巧”二字往顺治废后问题上附会，说法之不能成立，显而易见。宝钗和周瑞家的这段对话，牵涉的事情很多，邓狂言只对“三年工夫”、“再等”、“巧”、“黄柏”、“雨露”做了索隐，那末其他语词呢?宝钗接着说：“竟好，自他说了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这和“三年工夫”岂不矛盾?既然顺治与废后有“三年不协”，相当于继后身分的宝钗怎么可以说“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
　　邓狂言自己也常常感到他的索隐有矛盾，但又不肯放弃臆说，只好巧为弥缝，强为之解。第一百回写薛蟠再次遇到人命官司，薛姨妈苦恼不堪，宝钗前去劝慰，说：“银钱的事，妈妈操心也不中用，还有二哥哥给我们料理。单可恨这些伙计们，见咱们的势头败了，各奔各自的去也罢了，我还听见说带着人家来挤我们的讹头。”按邓狂言以及王、沈的索隐，薛蟠在书中指吴三桂，“所谓挤讹头者，实是挤清廷之讹头，与三桂全然无干。若就三桂一方面言之，则滇势穷促时，部下实有此情形，而特不应出之于继后之口”，所以邓氏承认：“此段疵谬之处，几于不可通。”然而，《红楼梦释真》的作者并不就此罢手，宁可强为之解，说什么：“继后，蒙古女也。蒙古自明中叶以来，为中国之属国，亦为中国之与国，兄妹之义，实本于此。蒙古当时亦有与三桂同时反对清廷者，故借宝钗之口以出之。”这是说，如果薛蟠指吴三桂，宝钗作为继后的身份，不该说出“挤讹头”的恬，尤其解释不了薛蟠与宝钗的兄妹关系；但从继后出生于蒙古族这一层说，似亦可通，因为蒙古与明朝有“兄妹之义”。真是千曲百转，煞费苦心。
　　然而如此索隐，毕竟过分牵强，邓氏自己也于心未安，只好自我解嘲地说：“鄙人于此等处，终嫌其立局之勉强也。盖兄妹之义，作者以为最好，然名兄妹而实仇雠，一说到此等地方，便难措手，故不得不恍惚迷离以取之，而终嫌其不大明了。阅者不能不为之原谅者，隐之难也。”自己已经束手无策了，还要读者谅解，而且不是谅解他的“索”不出“隐”来，却要我们去谅解《红楼梦》作者的“隐之难”，这不分明是为自己开脱吗?邓氏接下去又写道：“至于宝钗口吻，仍处处反对薛蟠，是因文字中表面、里面之身份上之所当应有，故自无碍于篇幅焉。鄙人疑为梅村作书时，三桂未反，而竹垞补本则在既反而后，于此等处当然为难，故终不免有隔阂。”这不仅是强为之解，简直是曲为之辩了。
　　林黛玉在书中的身份相当于董小宛，前面已经说过，王、沈持此说甚力，邓狂言对此极表赞同，只不过邓氏有进一步的发挥。发挥之一，认为在朝臣方面，林黛玉指的是方苞。理由是方苞字灵皋，而灵皋也就是绛珠仙草，就是甘露，就是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方苞的父亲方仲舒民族思想很强烈，方苞自己也因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过序而受株连，在刑部大牢里关押一年有余。康熙欣赏他的文名，获释后成为宫廷的文学侍从，后来又任武英殿总裁、翰林院侍讲及礼部侍郎等职，七十五岁告老还乡，活了八十二岁。真看不出林黛玉和方苞的经历有哪些共同之处。但邓狂言说，方苞下狱后改变初衷，到清廷做官，“书中与之比拟者，实至密切”。例证是第十六回黛玉将北静王赠给宝玉的鹊鸽香串掷还不取，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据说就是指方苞不为果亲王所容的史实。邓氏写道：“亦即作者痛骂灵皋，谓其不宜变其种族之初志，而近此腥膻，以全其性命而苟图富贵者也。”分明是黛玉骂的“臭男人”，如黛玉即指方灵皋，不是方灵皋在骂别人吗?怎么变成作者“痛骂灵皋”呢?如此索隐实难成立。又第三回写林黛玉进京，系贾母“致意务去”，邓狂言说这和方苞成为礼部侍郎一样，都是“非本心也”，“活活写出专制君主只顾自己要人，不顾他人不愿情事”。按书中交代，黛玉的“不忍弃父而往”，不过是人情之常态，当林如海说：“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黛玉听如此说，便洒泪拜别了。这和方苞的做侍郎有什么相类之点?何况邓狂言认为林如海与黛玉话别一番话，是冒辟疆说给董小宛的“伤心之辞”，更说明与方苞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