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真正更加深入一步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文章，有所出现，不过，我想着重介绍一下两篇论文和两本专著。
　　两篇论文，一是牟宗三的《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文哲月刊》1935年一卷三期和1936年一卷四期；另一篇是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1948年4月出版的《文讯》杂志刊出。这是两篇典型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全面剖解《红楼梦》的专门论文，理论上有一定深度，学术价值较高，在红学史上应该有它们的位置，但过去被忽略了。
　　牟宗三的文章，一开始即提出，无论索隐派红学还是考证派红学，都不能实现对文学本身的理解与批评。索隐的结果，失掉了鉴赏文学的本旨；胡适的考证虽比较合理，与文学批评也不能同日而语。他说胡适对付的是红学家的索隐，是红学家圈子中的问题，不是文学批评家圈子中的问题。文学批评的态度，必须不离开作品本身。但同是文学批评，仍存在区别。有的作者只是歌咏赞叹《红楼梦》的描写技术，对书中所表现的人生见地和支持本书的思想主干，却少有谈及。这样的批评，牟宗三认为还只是梢末文章，若纯注意这些方面，流弊所及，容易变成八股式的文学批评法。鉴于此，他的文章着重分析《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以便从中发现人生见地和支持作品的思想主干。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雨村所说的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之外，还有一类是间气所钟的，宝玉、黛玉即是此种人物。牟宗三提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也就是这第三种人的怪僻性格之不被人了解与同情使然。”参阅《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96页。他具体分析道：
　　《红楼梦》里边，没有大凶大恶的角色，也没有投机骑墙的灰色人……悲剧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恶之攻伐，然则是由于什么?曰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工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当事人，固然不能无所恨，然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又何所恨?希腊悲剧正与此同。国王因国法而处之于死地，公主因其为情人而犯罪而自杀，其妹因其为兄长而犯罪而自杀。发于情，尽于义，求仁而得仁，将何所怨?是谓真正之悲剧。《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96至第197页。
　　所得结论直承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而比王论证得更深细，全文九节，紧紧扣住作品的思想和人物，言不虚发。其论宝、黛、钗的性格尤堪玩味：“他(指宝玉)这种思想性格是不易被人了解的，然而他的行为却令人可爱。大观园的女孩子，几乎无人不爱他。与他思想性格不同的薛宝钗也是爱之弥深。黛玉更不容说了，而且能了解他的，与他同性格的，也惟有一林黛玉。所谓同，只是同其怪僻，同其聪明灵秀，至于怪僻的内容，聪明灵秀的所在，自是各有不同。最大的原因就是男女的地位不同，因为男女地位的不同，所以林黛玉的怪僻更不易被人理解，被人同情。在宝玉成了人人皆爱的对象，然而在黛玉却成了宝玉一人的对象，旁人是不大喜欢她的。她的性格，前后一切的评论，都不外是：多愁善感，尖酸刻薄，心细，小脾气。所以贾母便不喜欢她，结果也未把她配给宝玉。然而惟独宝玉却是敬重她、爱慕她，把她看的俨若仙子一般，五体投地地倒在她的脚下。至于宝钗虽然也令他爱慕，却未到黛玉那种程度，那就是因为性格的不同。宝钗的性格是，品格端方，容貌美丽，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心。而且有涵养，通人情，道中庸而极高明。这种人最容易被了解被同情，所以上上下下无不爱她。她活脱是一个女中的圣人，站在治家处世的立场上，如何不令人喜欢?如何不是个难得的主妇?所以贾母一眼看中了她。她专门做圣人，而宝玉却专门做异端。为人的路向上，先已格格不相入了。”这些分析都切中肯綮。而贾府的环境，不可能理解宝、黛这对“艺术化了的怪物”，结果是黛死钗嫁，演成了《红楼梦》中第一幕悲剧，牟宗三说这是思想性格和人性冲突的结果。第二幕悲剧是宝玉出家，在思想性格冲突之外，又加上一种无常之感，牟宗三认为其惨远胜于黛玉之死。他在文末总结说：“有恶而可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大可悲，第一幕悲剧是也；欲恕而无所施其恕，其狠冷之情远胜于可恕，相对垂泪，各自无言，天地黯淡，草木动容，此天下之至悲也，第二幕悲剧是也。”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加以批评，而且高度评价程、高补作所完成的悲剧结局，甚至认为后四十回加强了全书的悲剧性，是牟宗三此文的特点。